四伯起初是公社食品站的屠夫，虽然个子不高，但长得壮实，力气大，杀猪的手法好，人称“五一刀”。四伯每次准备杀猪的时候，先是结上围裙，把杀猪刀在磨刀石上快速地磨几下，用大拇指在刀刃上轻轻一刮，然后一脸满足地走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屠桌板上的肥猪前，左手挎住猪的脖子，右手拿着杀猪刀，把猪头稍微往上一抬，拍一下猪的脖子，手起刀进，立马一刀见红，汩汩滔滔的鲜血直接喷入到了下面的木盆里。
猪发出几声哀嚎，四脚一阵激烈的痉挛后，就瘫了下来，再也无法动弹了。
四伯在猪毛上刮去杀猪刀上的血迹，在猪蹄上切开一个小口后，拿起一根1米多长、大拇指粗的铁棍从小口处顺着猪皮捅向猪身，然后把铁棍一丢，撕开小口边的猪皮，拿起猪腿，用嘴对准小口处大口大口地吹气，等整条猪鼓起气来后，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麻绳，将猪腿牢牢地捆住。
把大黄桶灌满沸腾的开水后，两位彪形大汉一人提起一只猪脚，把猪整个儿地丢了进去。
四伯迅速地提起一条猪腿，把猪在黄桶里打几个翻身，泡上几分钟后，见火候已到，四伯吩咐两个彪形大汉将整条猪从黄桶里抬起，将两根拇指粗的铁棍从下面插入，横放在黄桶上面，整个猪就架在了黄桶上。
歇口气后，四伯拿起刮毛刀，很利索地刮起毛来，大约十多分钟后，整条猪就变成了一座白晃晃的雪山。
四处看了看后，四伯发现猪头上还有毛，就提来一壶滚当的开水，将猪头一股脑儿地浇一遍，然后，拿起刀把猪头上的毛刮了过一干二净。
刮完毛后，四伯从大火炉里拿出两根烧红的大烙铁，把整个猪烫了一遍后，再拿清水在上面一泼，拿起刀刮干净上面的油垢和烙印后，叫两位彪形大汉将整个猪抬起，放到屠桌板上。
四伯把刀在磨刀石上磨几下后，用刀将猪肚整个剖开，往两边一掰扯，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掏出里头的胰脏，抹上一点盐，拿芭蕉叶一包，塞进火炉的柴灰里，等烤熟以后，大家一人撕一块开吃。
吃完以后，四伯把嘴一抹，很利索地取出所有内脏，把猪大肠一翻，算是大功告成了。
在票证统领一切的年代，农户养的猪自己不能宰杀，只能卖给食品站；村民想吃猪肉就得拿肉票去食品站买，可分到每家的肉票是很少的，因此，对村里的大多数农户来说，就算是油渣也是稀罕物。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屠夫一般都是凶神恶煞的冷血的，但四伯却是个例外，他知道大家一年到头开不了几回荤，便经常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从食品站买一些油渣送给村里人；更为难得的是，碰上村里谁家要办喜事，需要肉票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肉票送给人家。
改革开放后，食品站也随之取消了，四伯失业了一段时间，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政府很快就放开了屠宰政策，允许农户在开完税票后，可以宰杀自家喂养的猪，因此，每逢办喜事或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请他来家里杀猪。
村里人大多没有什么钱，是付不起四伯工钱的，只好送他一斤或两斤肉以表谢意。四伯从来都不多说什么，把肉分成几份后，拿刀在肉上戳一个小洞，用粽叶片一穿，提起就走。没多久，就会从村里生病人家或五保户人家的伙房里飘出阵阵肉香，四伯欣慰地笑了。
80年代，政府允许个体经营了，四伯开始跃跃欲试，想开一个自己的肉摊，但是，他手里连基本的启动资金都没有，正犹豫不决，当村民知道他这个想法后，都极力支持他，表示愿意先把自家的生猪赊给他，等他卖完肉后再付款就是。
村民的好意让四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打定了主意，决定开一家肉摊。
四伯在乡工商所办好营业执照后，就在村里的集市上把肉摊正式支了起来。
别的肉摊都喜欢把边角料作搭头来卖，四伯却把边角料自己留下来，连同当天没有卖完的肉送给村里最要帮助的人，村里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心里始终记着他的这份情。
他卖出的肉不仅新鲜而且足秤，又没有搭头，村里人都喜欢到他的摊上买肉。
几年过去了，集市里的肉摊主都盖起了新房，四伯却依然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
村里人心里都明白，像四伯这样摆摊卖肉是赚不了几个钱的，因为他狠不起心来。有人就好心好意地提醒四伯：“五一刀，做生意太实诚了也不行呀，你脑瓜子也该不开窍了。”
四伯一笑了之，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
再几年后，村里的小煤窑都停办了，大家手头紧起来了，南方来收生猪的也多了很多，旁边的肉摊都开不下去了，四伯的肉摊却一枝独秀，依然红红火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