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族主义思想家莫拉斯和马克思对大革命后的法国政府演变抱有相同的评价，“1789年以来法国每次革命都强化了这个官僚国家。”意思是说，造成官僚体系行政自主的理想条件是政权不稳定，法国每个势力都梦想据有国家，不论革命还是复古。但每个势力都没看清，威胁政权就是强化官僚系统，因为政权不断更换，官僚系统永远都在。如果把第三共和国十九世纪的故事捋顺下来，便是一次次激进演变而后推翻的过程，如果将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做一段分期，那么法国似乎经历了自前共和国时期更多次变革，并仍继续着。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本质是徒共和主义者小心维护的温和政治，虽然野心家们乐意看到布朗热事件或巴拿马丑闻为契机颠覆这个妥协于议会的共和国，即便最初缔造共和国的主旨力量是保守派。德雷福斯案件爆发让整个法国撕裂成左右两派，自漫长的激进风气弥漫整个法国社会后，一种思想界的反扑也开始在逐步蔓延，巴雷斯和莫拉斯的民族主义、教权主义的反扑、饶勒斯和其信赖的第二国际以及集合爱国气氛复仇情绪。也因此，不论是强硬的克列孟梭，亦或是温顺的白里安都成了法国中坚力量的需要。不同于温和共和派对法国内战的独特担忧，虽然联盟内阁的形式在德雷福斯案件后成为左右派间意图组阁的主要手段，却助长了政府权力，在这一点上，卢梭和孔勃两任激进政府的政策中显现出来，在此之后由于对反教权运动的反噬达到顶峰，作风更为激进的克列孟梭于1906年组阁，在一场矿难引起全国总罢工果断采取武力应对，迫使倾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总工会将其视为叛徒，却在右翼党团、小企业主和市民之间抱有信任，只是这种亲睐同时也源于爱国主义的朴素，白里安内阁接过这烫手的山芋，继续小心维护内战之外的侥幸。
尽管中欧同盟的压制性强势是法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可最大的党团——共和、激进与激进-社会主义党（PRRRS，以下简称激进党）以及带有左派宗旨的议会多数派都警惕于爱国主义在国内催生出反和平情绪，也因此囊括政府对军队的不信任，一种介于是否忠于共和国的不安，以及对一切冒险精神的担忧。可即便如此，威廉二世的愚蠢成为二十世纪初法国外交环境转变的主要帮助，俾斯麦时代对法国的压制已经荡然无存。十九世纪，由于法国城市产业的保护和低回报率导致整个第三共和国尽管享受工业红利却令工业增长速度不振，大量资金流向海外，政府依旧要偿债，在议会凌驾之下这种现象无异于灾难。最为可观的金融业加固了同俄国联盟，但国内财政仍受限于议会各党团间的理念热情，就像激进党维护议会和绝对和平的中间路线。
一种坚定不移的思想，不是终止于疯狂，便是终结于英雄主义。——雨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