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24

我想记录下母亲的故事，那些事情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在我们的孩子这一辈更是无法想象。生活越来越美好，我们都应该珍惜。

母亲说：曾经以为人生下来就是度难的，以前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今天，自己能够住到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带孙女儿，住到这样高的楼房里，坐在这么大的客厅里，有沙发，有电视，有电话，想吃什么有什么。女儿们回家，都开着自家的轿车。

母亲很满足很满足，她现在做梦都能笑醒。

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讲她童年的故事，我是妈妈最忠实的听众，现在想来，我的倾听在当时一定让妈妈的心情好了很多。

妈妈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叫荷香，她出生于一个炎热的六月，一个飘香荷塘旁的一个茅草屋里，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年的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旧社会里，外祖父在我的曾祖父家当长工，曾祖父很看重我外祖父的人品，在我的母亲还未出世时便指腹为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正好与他的长孙-----我的父亲成亲。

母亲五岁的时候，正值全国划分阶级成分的时代，母亲的家庭是不容置疑的顶顶好的成分------雇农。而我父亲的家庭则岌岌可危，为了将家族成分划分地好一些，曾祖父让我的母亲提前成为这个家庭的一成员，这样人口多一个，可以划分成富农而非地主。这个区别在当时可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妈妈无疑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功臣。

然而除了曾祖父命人为母亲做了一件全新的棉袄外，没有人为她的到来而高兴。在那个财产交公已有名无实的“富农”家庭里，事实上生活已严重窘迫。

我的父亲很兴奋，才九岁的他为家里多一个玩伴而开心不已。

对母亲的到来最厌恶的是我的祖母，她的婆婆。我的祖母属于那种典型的小女人，像老母鸡一样护着自己的孩子。也许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她的本性使然，她想着，这个女孩儿的到来，瓜分了自己孩子的口粮，本来一家人都吃不饱了，何况再多一个人？于是在她的心里甚至生出了对母亲的恨。

吃大锅饭的年代，到吃饭的时候一敲大钟就开饭了，所有人都到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排队打饭，一会儿再敲钟，宣告这餐饭结束，饭也没了。母亲被祖母命令拿着碗去排队打饭，打好饭后急匆匆送回家，再拿着空碗去排队打饭，直到宣告吃饭时间终止的钟声响起，她才跑回家将老人孩子吃剩的饭泡点开水吃掉，如果不幸这餐饭一点没剩，只好饿肚子。母亲说，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没剩饭可吃，只好将别人吃剩的空碗用水涮一遍喝点水。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大，母亲被曾祖母和祖母命令去野外捡树枝回来当柴禾。小小的她，穿着草鞋拎着蓝子在野外捡树枝时晕倒了，后来被村长发现送回了家。村长对祖父说：这是你家的孩子不？一样是娘生娘养的，怎能这样作贱孩子呢？

曾祖母经常用炉子煮用一种草药泡的鸡蛋，吃了治头痛的毛病。可是有一天她看戏回来发现鸡蛋少了几个，便问家中的人是谁偷吃了她的鸡蛋。祖母一口咬定是母亲，母亲根本没有吃，倒是她看见明明是祖母拿了几个给自己的孩子吃的。可母亲无论如何也不敢说出实情，只是辩解自己没拿，最终还是挨了曾祖母那愤怒的拐杖无情的毒打。

这一年是母亲九岁的时候，带着遍体鳞伤，她趁家中无人时偷偷爬上阁楼翻出自己五岁刚来时曾祖父给她做的那件棉袄-------那是她唯一的宝贝，她抱着那件棉袄哭着跑回了自己日夜想念的家。

直到母亲二十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父亲二十四岁。父亲所在的大学停课了，参加了一年多的运动后回到家乡成了亲。

艰难的生活依然给了母亲很多的磨难，然而母亲是坚强的，因为已为人母。有了大姐，生活是有希望的有快乐的，即使因为营养不良再加上哺乳而使双目失明，即使在月子里就冒着刺骨寒水下田栽秧。

父亲回乡当了教师，家里的农活大半压在母亲的肩上。要哺育四个自己的孩子和扶养公婆及五个比自己年幼的小姑，扁担在她的两个肩膀上轮换，母亲的身体对抗着巨大的劳累，关节炎、肩周炎、还有那些莫名的疼痛终于如期而至。父亲在工作之余尽力地分担那些劳累，依然满心愧疚。

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是一家人最幸福快乐的时刻：父亲为母亲拔火罐疗伤，孩子们围在桌旁做作业，有时能听到父亲轻哼着曲子，母亲轻打着鼾。

孩子们长大了，都进了城，有了房有了车。不仅儿子女儿好，儿媳妇和女婿们也一个比一个更孝顺，真舒心呐！

大姐发现了母亲经常不自觉地摇头，疑似帕金森症状，到医院去检查也没检查出会什么所以然来。

母亲毫不在意，那天聊着的时候，大姐突然说：“你们看你们看，妈又在摇头了。”我们看去，果然母亲的头在轻微地左右摇晃着，显然母亲是无意识的，我们在看，她还在摇。我们的神情都落寞了下来，母亲笑起来：“唉，现在这个日子过得啊，真是没话说，没话说！”说着还故意大幅度地摇起头，惹得我们全都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