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文字

昨晚睡了个好觉，早晨起来，唐诗感到非常轻松。说服陈金林书记的事也想清楚了，干脆，就来个实话实说。

上班后直接去了陈金林办公室，没等对方开口，唐诗先说开了：

“陈书记，昨天我去了一趟省城，把原先送交省室审查的《大事记》书稿拿回来了。”

说着，把书稿原件递给陈金林过目。书稿封面上有两行遒劲的签字：

        已阅。可以定稿。

                二处栁延平    ×月×日

陈金林皱了皱眉头，问：“这个栁延平是干什么的？”

“他是省室二处的处长。”唐诗答道。“二处是专管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编研，栁处长的意见，就代表了省室的意见。”

陈金林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一边漫不经心翻着书稿。

“栁处长还告诉我，老书记孙建也给他打了电话。”

“噢，”陈金林眼睛一亮，“怎么说？”

“栁处长批评了老书记，认为他对巢县大跃进时期的评价，有点文过饰非。”

沉默，再沉默。陈金林一时无语，唐诗该说的都说了，就等着书记表态。

良久，陈金林笑了：“好！既然省室已审查通过，《大事记》书稿就这么定了，不要再改了。下级服从上级嘛，啊，哈哈……”

唐诗也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一笑。

书稿定型后，接下来就是出版印刷。《大事记》是党史正本的辅本，数量也不需要印很多。唐诗征得李金林书记的同意后，决定出内部交流版，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书号费。调子定下后，唐诗把具体事务交给副主任冯玉琴处理。冯玉琴花了20块钱，在地委宣传部拿了个内部书号，然后一边打报告向财政局要钱，一边联系印刷厂敲定价格。等到书印好了，财政局的钱也批下来了，恰好无缝对接。这是后话。

那边唐诗把印书事交给冯玉琴后，开始专心撰写纪念碑的碑文。

首先是查资料。关于蒋家河口战斗的历史资料，办公室过去曾征集到两份。

一份是记载蒋家河口战斗的文献资料。其出处是：1939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起一个“新四军江北一日”的征文活动。1942年1月，新四军第二师（其前身属四支队）文化工作委员会，从当年征文的800多篇来稿中，精选出28篇，汇编成书，书名为《难忘的日子》，铅印出版。其中第二篇的篇名，就叫《蒋家河口战斗》，作者非非，全文1500多字。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并详细叙述战斗经过的一份文献资料。

另一份是时为九团副团长（政委）高志荣，在解放后所写的一篇关于蒋家河口战斗的回忆录。据回忆录透露，高志荣当时作为团首长，和团参谋长唐少田坐阵银屏山，组织指挥了那场战斗。高志荣的这篇文章，对战前态势和战斗经过，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两相比较，高文重在记实，而非非的文章则有着较强的文学性，有抒情散文的意味，文中有不少像“河水在悠扬的唱着五月的山歌”这类形象化的抒情描写。作者非非显然也是笔名，他的真实身份没有得到考证，从他的文章风格和纯熟的文字水平来看，他不会是基层士兵，所以也就不会是战场亲历者。他应该是机关耍笔杆子的，采访过参加战斗的部分指战员，并作了艺术加工。

考虑到史料的真实性和严谨性，唐诗在资料的归纳时，主要是采用高文的资料，并与非非的文章作了相互印证。最终归纳出的战斗要素如下：

战斗时间：1938年5月12日上午8时许。

战斗地点：巢县城东南方向约五里处之蒋家河口。

战斗形式：伏击战

我方参战人员：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侦察队及二营四连的两个排。

敌方人员：驻巢县城日军坂井支队派出下乡抢掠的20余鬼子兵。

战场指挥员：我方——九团侦察参谋郭思进；敌方——不详。

战斗经过：我方预先在蒋家河口两侧的裕溪河河埂上设伏。上午8时许，敌乘两艘机帆船至蒋家河口，于河口左侧的裕溪河岸边停靠。在敌即将下船豋岸之际，我指挥员果断发出攻击命令，随即枪弹声骤起，我火力全开。敌遭突袭，仓惶失措，未及形成有效抵抗，即纷纷倒斃。整个战斗，前后不到20分钟。

战果：全歼下乡抢掠的20余鬼子，炸毁敌机帆船两艘，缴获日军军旗一面，步枪10余支（部分枪支沉入裕溪河河底）

战斗意义：首战告捷，壮我军威，振奋民心。此战是新四军建军后的对日第一仗，被军史界称为“东进第一枪”。战斗规模虽然不大，影响却极其深远。

当时南京大屠杀刚过，国人的恐日情绪蔓延，有的甚至把鬼子的模样描绘成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怪物。那时部队的战士基本没文化，社会上的流传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这一点，在非非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蒋家河口这一仗打下来了，战士们这才发现，鬼子的脑壳其实也普通得很，一颗土制的子弹照样能叫它开花灿烂。

唐诗梳理出这些战斗要素后，几易其稿，反复提炼，最后撰写成一篇300余字的碑文。

写成后唐诗又征求老朱的意见。这位老资格的党史工作者看过后，也不得不佩服唐诗的文字功力，连声说，蛮好蛮好，没得说。这个碑文，是唐诗到党史办以后写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前面编写《大事记》时，唐诗只是作为领导审稿改稿，大家还看不出他的文字功力，这一次算是正式亮相了。

唐诗把碑文文稿交给市委办公室邵主任，算是交差，但内心仍然难以释怀。他在想，党史军史上处于重要地位的“东进第一枪”，在它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仅有一篇300余字的碑文面世，这种文字宣传的力度是很不够的。其内涵的丰富，影响的深远，完全可以再做一篇大文章。

动手之前，他先要为文章找好市场，便打电话给《党史实录》的宋总编，谈了这篇文章的设想。恰好刊物也需要这样的文章，二人一拍即合，宋总爽快地答应，第五期的5月号，给唐诗的文章预留一个位置。

唐诗给这个尚未成形的文章定了个基调：深度挖掘。挖掘什么呢？唐诗在整理资料时，心头一直紊绕着一个疑问：这个新四军“东进第一枪”，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江南和军部在一起的第一、二、三支队，而是由远离军部的江北第四支队率先打响？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者是像哲学上所说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他的使命，就是找出决定“第一枪”的一些偶然事件，并导出其中的必然结果。

一连几天，唐诗都泡在单位档案室里，但是有关四支队的资料少之又少。苦恼中他打开电脑，想换换脑子。好巧不巧，网络中一则消息蹦了出来：舒城县在东港村建新四军四支队旧址纪念馆。

“哎呀！”唐诗拍了一下脑袋，“我怎么就没想到，四支队的资料，应该到四支队的根据地去找呀。”

到舒城去。找东港村。

令唐诗没想到的是，当唐诗在办公室宣布要去四支队纪念馆时，大家都争着要和他一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