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应诏陈言疏”，看到曾氏论当时官病之说，颇多感慨。他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在曾国藩眼里，官病有四种，曰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熟悉了解的京官不多，是不是就是退缩、琐屑不得而知，偶尔接触过的良莠不齐，和善大度的有之，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有之。地方官员因自身就在其中，可以说其中病官皆有之。
与曾氏所言四病相对的应该是担当、大度、扎实、厚道。再详细解释，就是遇到困难，迎难而上，不推不拖，任劳任怨，勇于担当；说话办事大，气度恢弘，不锱铢必较；考虑问题部署工作，高瞻远瞩，有长远打算，不作表面文章；为人厚道，为官公道，扎实真实，而不是花言巧语。这样的好干部别说四者齐备，就是能占据一二条者有多少？有多少干部敢拍着胸脯说，曾氏诟病的这些毛病自己一点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过？
官员是社会的引领，对整个社会道德、品质、风尚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病官治事治世不可能带来风清气正，只可能浮夸巧诈，乌烟瘴气。最关键的还是曾国藩所担忧的那样，“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