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确实老了。
那堵用黄土夯成的墙壁，裂开了几道口子，像老人手背上突起的青筋。墙角的泥皮剥落了不少，露出里面参差的碎石和山草。燕子还认得这个家，年年春天都来，在屋檐下修补旧巢，叽叽喳喳地闹着。可是屋梁已经有些歪了，母亲说，怕是撑不了几年。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光线从破损的窗纸里漏进来，照见满地斑驳的光影。屋里很暗，却很温暖。那种温暖不是温度上的，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是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把几十年的光阴都沉淀在每一件器物上。
靠墙那张八仙桌，桌面上的漆早已磨得看不清颜色，却擦得干干净净。桌腿有点瘸，垫着一块瓦片。父亲说，这张桌子还是爷爷分家时分得的，算起来，比我的年纪大得多。桌子正上方贴着毛主席像，纸张已经发黄卷边，但那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地望着这间老屋。
老屋四列三间，中间是堂屋，右边是做饭吃的地方，中间是用瓦泥或黄泥制作的柴火炉子，炉子上面有三个凸起的地方，是为了放锅时候的稳定性，这是我们老家共同的格局。
冬天里，烧火做饭，热气顺着烟道钻进炕洞，整夜都是暖和的。灶台旁边永远堆着一大捆柴火。那些柴火大多是父亲从山上砍来的杂木，大部分是青冈、松枝、桦树、野板栗树等还有叫不出名字的灌木。
父亲劈柴的时候，我就蹲在远处的旁边看。斧头一起一落，木屑飞溅，松脂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特别好闻。劈好的柴要码成垛，靠墙整整齐齐地摞着，像一堵矮墙。母亲说，柴火垛有多高，日子就有多踏实，是因为冬天高寒需要大量的柴火取暖。
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起得最早。天还黑着，就能听见她在灶屋里忙碌的声音。先是划火柴的声音，“嗤”的一声，像鸟叫。然后是柴火噼里啪啦地响起来，火光映在墙壁上，一跳一跳的。她往锅里添水，水是爸爸从灯台树那口老井挑来的。
挑水是每天雷打不动的事，两根棕绳拴着木桶，扁担压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从井边到老屋，是一条被挑水的邻居踏平泥土路，高低起伏，挑一趟水要歇两回。
水缸就蹲在堂屋大门旁边，父亲说那是请当地有名的王石匠用青石凿的，能装五六挑水。父亲总是把水缸添得满满的，水面漂着一只用映山红扣成的水瓢，舀起来喝一口，又凉又甜。
灶火映在母亲脸上，红彤彤的。她的动作那么轻，生怕吵醒我们，可那些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却是我童年最熟悉的晨曲。老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屋左。那里有一间矮矮的石磨房，墙是用石头垒的，屋顶盖着茅草，石磨房里盘着一副青石磨，是奶奶花几斗苞谷请石匠从很远的地方用马车拖来的，光打磨就花了十天左右，上磨和下磨之间的纹路已经磨得很浅了，磨齿钝钝的，像老人的牙齿。推磨的杠子是一根弯弯的木头，磨心插着石轴，转起来咕噜咕噜响，五谷杂粮就脱壳而出。
小时候，我最怕推磨。天不亮就要起来，一圈一圈地转，头都转晕了，豆子才下去一点点。奶奶总是在旁边筛面，细细的白面纷纷扬扬地落进簸箕里，像下雪一样。她一边筛一边哼着山歌，调子很慢，很忧伤，我到现在才明白歌词的含义。
那时候不懂什么意思，只觉得好听。现在懂了，唱歌的人却不在了。石磨房如今已经闲置多年，磨盘上落满了灰，磨眼再看不见五谷杂粮。可每次走进去护膜石磨，我仿佛还能听见那咕噜咕噜的声音，像老屋的心跳。
老屋外面是院坝，不大，但种着一棵核桃树。这棵树有些年头了，树冠遮住了半边院子。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树下吃饭、乘凉。父亲光着膀子，摇着蒲扇，讲他年轻时候的事。他说，这棵树是他爷爷种的，本意是给后人留点木料打家具，没想到结的核桃又多又大，倒成了家里的一项收入。
核桃成熟的季节，我们堂兄弟几个就拿着长竹竿打核桃。树太高，总是打不干净。父亲就爬上树去摇，核桃噼里啪啦掉下来，砸在瓦片上，咚咚响。母亲在下面喊：“小心点，别踩空了！”父亲在树上应一声，继续摇。那场景，现在想起来，就像一幅画，挂在记忆的墙上，永远不会褪色。
院坝旁边是牲畜的天地。牛圈是木板钉的，里面铺着干草，老黄牛站在里面，慢悠悠地反刍，眼睛里总是湿漉漉的。猪圈在牛圈隔壁，用石头砌成，连地皮都是用石块铺成的，猪牛马挤在一起，哼哼唧唧地拱着食槽。鸡窝搭在屋檐下面，用几块旧木板钉成，母鸡下蛋的时候，咕咕哒咕咕哒地叫，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羊圈最小，靠在墙根，山羊白天上山吃草，晚上就关进去。还有一间草房，专门堆秸秆和干草，是冬天喂牲口的草料。那些圈舍虽然简陋，气味也不好闻，可那是农家最实在的家当。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得去割草、煮猪食、给牛添水。日子就在这些琐碎里一天天过去，慢得像牛车，却扎实得像脚下的泥土。
其实，关于老屋的记忆并不全是温馨的。我也记得那些难熬的日子。青黄不接的春天，米缸见了底，母亲就去地里挖些野菜，和着玉米面煮成糊糊。那味道又苦又涩，我哭着不肯吃。母亲哄我：“吃了就不饿了，乖。”她自己却只喝了一碗清汤。
还有一年的冬天，雪特别大。父亲在云南省曲靖市烧锌块，父亲很长时间没有往家里汇钱了，家里断了收入，连买盐的钱都没有。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拿去卖了，换回几斤盐巴和几斤米。
那个冬天特别漫长，炉子里的火总是烧不旺，窗户上的冰凌花到中午都不化。牛在圈里饿得哞哞叫，母亲把最后一把干草扔给它，转过头去抹眼泪。
可是这些苦，现在想起来，却也有一种滋味。就像老屋墙上那些斑驳的痕迹，不好看，却是真实的生活。
这些年，村里变化很大。许多人家盖起了水泥楼房，贴了白花花的瓷砖，安了亮堂堂的铝合金窗户。老屋夹在中间，显得又矮又旧，像一群年轻人中间站着的老人。老屋的每一道裂缝里，都藏着她的青春；每一块泥土里，都拌着她的汗水。
我最后一次在老屋里过夜，是我们全家来县城的前一晚。夜里睡不着，起来坐在门槛上。月亮很亮，照得院坝像铺了一层霜。核桃树的影子落在地上，一动不动。牛圈里传来老牛反刍的声音，咕噜咕噜，像石磨转动。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又归于寂静。我忽然觉得，老屋像一个沉默的老人，坐在那里，看着我们长大，看着我们离开，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懂。
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屋后响起了推磨的声音。恍惚间，以为是奶奶还在。清醒过来才发现，是风吹动那盘废置的石磨，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
我知道，老屋是土墙瓦房，终究会散的。也许明年，也许后年。那些黄土夯实的墙壁，会在岁月的打磨中倒下；那些刻满记忆的物件，会散落各处。
可是，那些关于老屋的记忆，却不会消失。它们会像屋后那盘石磨的纹路一样，深深地刻在心上，磨碎了多少时光，就沉淀下多少温情。
也许有一天，我会对我的孩子说起这些。说起青山的那栋老屋，说起门前的核桃树，说起灶火映红的母亲的脸，说起推磨时奶奶哼唱的山歌，说起挑水的石板路和吱呀作响的扁担，说起堆成垛的柴火和里面反刍的老牛。
他们会觉得陌生，会觉得遥远。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人懂，只是为了让人记得。
就像老屋，它不在了，却一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