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云海
弃长安是安史之乱中与马魁坡之变同等知名的标志性事件。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距离安禄山起兵七个多月，面对已杀入关中即将兵临城下的叛军，唐玄宗李隆基在数千禁军的护卫下仓皇离开长安，开始了前往蜀地的逃亡之路。自此以后，盛世国都长安再也没有重回过世界之都的地位。
遥想当年，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将大唐帝国带入全盛时期，中华文学史也进入了盛唐时期，王昌龄、李白、杜甫、王维、王之涣、高适、岑参群星荟萃，盛况空前。然而，同样是在玄宗一朝，却也酿成了安史之乱，盛世不再，唐王朝的由盛转衰来的那么猝不及防。
变乱为什么会爆发？历史作家张明扬在《弃长安》一书中，试图在重现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解开“盛世何以崩陷”的谜题。
『1』
唐玄宗的帝王心术
在李隆基的政治认知里，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始终是太子。从唐太宗的宣武门之变，到李隆基自己的逼宫上位，唐朝自开国以来始终笼罩在宫廷政变的阴影之下，所以，早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李隆基就导演了“一日杀三子”的人伦惨剧，而随着年纪的增大，李隆基对太子李亨的疑虑也与日俱增，从天宝五载开始，利用宰相李林甫发动“天宝三大案”，反复摧毁太子集团的政治势力，消弭太子对皇权的现实威胁。在李隆基看来，一个没有军权支撑，与宰相时时争斗的弱势太子，才不致于效仿唐太宗发动宫廷政变。至于李林甫，虽然权倾朝野，但随着门阀政治的退场，宰相或贬或杀全在皇帝一念之间，已构成不了重大威胁。
到了天宝年间，已经60多岁的李隆基，沉醉于与杨贵妃的爱情之中，日益厌倦了日常的政治事务，甚至打算放权给宠臣李林甫。到了天宝后期，为了在超脱于日常政治与掌控核心权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李隆基甚至精心设计出一个“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的政治架构。
在这一政治架构下，边将安禄山、宰相杨国忠、太子李亨成为天宝末期的政治三巨头。三巨头之间两两为敌，相互对抗，但也彼此牵制。李隆基理论上可以坐收制衡之利，却不料三角关系最终走向了全面失控。两大宠臣杨国忠和安禄山在天宝后期斗的你死我活，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触因之一，这是李隆基始料未及的。
『2』
盛世宰相的盘算
为了李隆基稳固皇权的内在需求，善于揣摩圣意、甘为鹰犬的李林甫不得不配合皇帝倾轧储君，由此得罪了太多的人。而为了保住权位，李林甫不遗余力地打击潜在的政敌。其中，最为后世诟病不已的一件事情就是：重用“寒族蕃将”。李林甫深知李隆基热衷于从边将节度使中选拔宰相，为了堵住汉族官员“出将入相”的道路，李林甫便极力怂恿李隆基重用蕃将，实际看重的是蕃将“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由此造成了安禄山军事集团的崛起。所以，《资治通鉴》评价李林甫“养成天才之乱”。
与此同时，在司马光眼中，与李林甫的“养乱”要负同等责任的是，杨国忠“终成其乱”。天宝末年，安禄山的东北边防军已成唐帝国最大军事集团。在热衷于开边大业的李隆基眼里，安禄山是可以大力笼络的对象，加上安禄山为了迎合李隆基对于忠诚的渴望，见太子不拜，还自称“只知陛下，不知太子”，与太子李亨势同水火，李隆基更是给予了安禄山接近无条件信任的宠幸。这就造成了时任宰相的杨国忠的不安全感，时刻警惕安禄山对他相位的威胁。
为了阻断安禄山的入相之路，杨国忠祭出了几个大招：从天宝十二载（753）开始就在李隆基面前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联手坐拥西北边防军的哥舒翰反制安禄山；经营剑南（蜀地）大本营，并为了在剑南建立军功以增强自己的军政地位，先后两次“穷兵黩武”地策动了征伐南诏之战。可以说，杨国忠的政治倾轧，最终“逼反”了安禄山，加快了安禄山起兵的速度。而此前两征南诏的惨败，损兵折将高达十几万人，耗尽了盛唐扑灭叛军的最后元气，也成为杨国忠最大的误国乱政之一。
『3』
危局下诗人的突围
在安史之乱时期的帝王权术与宫廷权谋之下，《弃长安》还穿插讲述了危局之中盛唐诗人们的不同境遇，读来让人无限唏嘘。盛唐诗人大多仕途坎坷，李白可以说就是典型的代表。
弃长安的当年，李隆基在逃亡途中分封永王李璘，意图制衡自立门户的太子李亨。权欲熏心的永王如获至宝，为了与皇兄李亨争夺皇位，于是到江南起兵，却不堪一击，很快就兵败身亡。
在永王之乱这场皇室内争中，李白、杜甫、高适三人的命运都被深刻改变，或流放，或贬斥，或显达。一生热衷于仕途却屡不得志的李白，竟然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永王的招揽，却没想到永王不成事，才一个月时间，就因追随永王起兵身陷囹圄，差点命都丢了，可见“李白的政治认知是何等之幼稚，宦途追求是何等之热切”。而与李白相交最深的高适，则因为参与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当然，高适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在李白案中，高适为保仕途而不救李白，可能自绝于“诗人共同体”之外，这也就难怪李白在诗中抱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了。
《弃长安》的精彩，在于安史之乱的历史叙事，也在于盛世危局下众多著名人物的抉择与命运，宫廷的殊死争斗，战场的风云激荡，家国命运的起伏，读来都让人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