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
最初，曾国藩对洋人的观点和其他绝大多数官僚一样，认为洋人除了“船坚炮利”之外，和历史上其他蛮夷没有什么不同。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发现清军的武装和洋人相比简直就像幼儿对成人，不是靠勇气、决心和良将就能弥补的。另外，洋人的文明程度也与历史上的蛮夷不同。洋人所志，是通商而不是推翻清政府，要求平等而非要谁俯首称臣。在战争结束后，洋人竟然立即向清政府提供武器，并且建立专门武装对付太平天国。
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时，英法美三国各派一人做代表成立了“税务司”，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但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两年之后，上海收复，外国人将这两年收到的70余万两白银移交给了清政府。这一举动让曾国藩觉得：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
2．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认识到洋人的到来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他认为这些洋人不可能像历史上的蛮夷那样被消灭或驱逐。既然如此，就必须积极主动研究外情。
他认真研读在当时比较客观介绍世界各地风土文明的《瀛寰志略》。接触当时能接触到西洋事物，称赞洋人的地理更权威。
他更感兴趣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认识到不能只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他先后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在国家财政紧张和平捻战争进行之际截留解部关税，以便扩大制造局的规模。
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在他看来，军事工业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自强之本，是开风气，是源头。
3．三个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之前，曾国藩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外国人“性同犬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认识到，外国人也是人，要对他们实行平等之礼。
当时大家都认为洋人是蛮夷，非我族类，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的，只能以权宜、权术来笼络糊弄。而曾国藩认为在对外谈判中，应该像君子一样，首重信义。
曾国藩还提出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面子上的礼仪上的事，可以让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不能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