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靠坐阳台，沏茶，看云半晌。心静后重读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每至击节处，辄饮茶一盅；至警策句，作批注；而至触动处，唯举目望天，寂听盆花摇叶。
少焉，云卷风起，四下叶喧如潮。起开纱窗，见栀子花顶一花开，一花初苞。正赏玩间，闪电突炽，雷声隐动。既而，大雨骤降，扑天盖地。
余潜心而读，又有几得，暂录于后：一、世之学术思潮，广而言之，此呼彼应——虽闭关锁国，清初学术之科学精神，与西欧之启蒙运动，并无二致。再证之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造反运动，与欧美之嬉皮风潮，岂非不谋而合？二、学以致用，必急功近利，必主观推演，必反科学。乾嘉学风，多借重耿介恬退之士，因其“素惯淡泊”，方能终其身于学。至龚自珍，至康南海，为其“经世致用”，不免抹杀证据，曲解经典。三、学术、文学两相妨。文盛则浮而虚，若桐城、阳湖诸公，梁公批其“因袭矫揉，无所取材”；学盛则实而质，彼等“力洗浮艳”，“言无枝叶”，因而无能为诗。
至于其治学之“归纳法”，实应为我辈效法。其程序为：１，留心观察，找到研究点；２、收集相关联者，罗列比较；３、立出一种意见；４、据此意见，从正反方面，博求证据；５、证据详备后方成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日前与同辈论议，语及当下学术。余意所谓社科专家，多空口白话，拍脑门臆测，如教育改革，忽焉在左，少顷在右；又有浅尝辄止者，勉力小探两步，即言此路不通，重回旧途……一以贯之，几十年，如儿戏。成功经验既无，失败教训也无。学到清人科学求证之精神，还需远渡重洋吗？
私心一个立论：“古之汉语只合抒情，难以议论”。诸子百家以至文革宏文，即是证据；反证至今求而不得。好学之士，多用札记册子，随手记所得，动辄千百则。如此经年累月，积腋成裘，待与同好反复校勘后，再刊刻成册。钱钟书之《管锥编》，当与此类。以此观之，所谓“论……”、“批……”之宏文，欺世盗名耳。然，此只作假说，不可作定论。或许，某读书渐多之后，能破此咒？
而于暴雨中读：“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煸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壬寅年《新民丛报》），不禁拍案而叹：呜呼哀也，今夕是何年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