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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福家在莲花村的西南角上，四四方方一处院子，大门开在临街的南墙正中，门楼上方的大块烧砖上“勤俭持家”四个字很是显眼，西墙外也是一条巷子，与别家一样，都是那种土夯的墙，大约两米多高。临街的南墙和西墙上长满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仙人掌，一眼看上去就与别家不同，看见的人总会忍不住倒吸一口气，仿佛那东西已经扎进了自己厚厚的屁股或粗粗的大腿上，让人不由想到“望而生畏”这个词。
莲花村不大，满打满算也就五十户人家。说起柏福，十个人中有十个人都会说：柏福，那是个能人哩！柏福的能，不是说他会种庄稼，而是会修理各种农具、三轮、手扶拖拉机、自行车……去过的人说柏福家还有架车床，经常会有外村的人来找柏福车螺丝、转轴、管子接头之类的。
有一次家里拉土拉粪的平车坏了，父亲牵着我到柏福家去寻车轴承凹槽里的滚珠。当时的我约摸七八岁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到柏福家。父亲推开宅门，没有传出熟悉的“吱呀”声，柏福家的院子一览无遗展现在我眼前。我忍不住四下打量，宅门下的地方比我家厨房都宽展，锄头、铁锹、镰刀、刨板各种农具整整齐齐挂在宅门下的东墙上。六月的光景，上午十点的明亮阳光装满了院子，靠近南墙的梨子树上一颗颗青梨子泛着淡绿的光，梨子树下是菜地，黄瓜、豆角、西红柿服帖地挂在一样高的架子上，表现出很听话的样子，再一垄是油绿的韭菜，接着一垄嫩绿的芫荽。几只母鸡和一只金彩烂丽的公鸡在菜地旁踱来踱去，又高傲，又无聊。一条平整的砖砌甬道从宅门直达正房中间的位置，五间正房高高坐在三层台阶上，足足比我家和我邻居家多了两层台阶。正房的门帘也别致，许多小方块的碎布拼出的三角形组成了耐端详的花朵图案。我在心里悄悄说：好看。又觉得不畅快，于是又在心里大声说：这院子可真好看啊！
那时候的柏福还年轻，长得瘦瘦小小，目光锐利，背微微驼，行动起来却是很快。父亲说明了来意，三步两步跟着柏福进了他家的西屋，这是柏福的工作间，堆的东西都很稀奇：大大的车毂、生锈没生锈的螺杆、螺帽，几盘铜线（后来才知道这是缠电机用的），还有那架被父亲和柏福叫车床的家伙什。柏福随意地在一个纸盒里摸了几下，然后递给父亲几颗滚珠，“是这个大小吧？”父亲掏出衣兜里的一比，果然大小一样。“又给矿上加工东西呢？”父亲问，“也没啥，车几根钢筋人家盖房用。”只见柏福扳开电闸，手执钢筋，镟刀快速转动，流出一簇簇银白的钢花，眨眼功夫，加工好的钢筋“咣”地一声被扔在车床旁边，静静地泛出冷冽的金属光泽。
从西屋出来，我看到一个女人站在正房的台阶上，右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的纸烟头上飘出一股细细的雾，蜿转着袅袅爬过女人的肩膀，继续向上。“来，抽颗烟！”女人呲嘴笑着招呼我和父亲，毫不掩饰她露出的那两排黄黑的牙齿，眼睛眍着深不见底，这是柏福的老婆。我有点怕，往父亲的身后躲。柏福的老婆是村里唯一一个抽烟的女人，听大人们说，柏福老婆几年前怀过一个孩子，七个月时早产夭折，柏福的老婆自那后总是肚子疼，喝了许多的汤药都不管用，有回村里一个老婆婆去她家窜门，看她疼得可怜，就把自己的旱烟给她抽了几口，肚子居然就不疼了。后来，柏福的老婆再没怀上孩子，可抽烟的习惯却长长久久地到了现在。柏福的年纪与父亲差不多，差的是父亲有我、姐姐和弟弟三个孩子，柏福一个也没有。
每年的八月份，是柏福家最热闹的时候。这时候一篮子一篮子熟透的西红柿被摘回来，家家户户都要做些西红柿酱罐头，留到三九严寒只有萝卜白菜的日子来吃。做法倒是简单，先将西红柿清洗干净，再用开水烫过扒掉皮，切碎装进空罐头瓶子或酒瓶子里上锅蒸，蒸够时间后趁着热乎劲封住口就得了。封口最是关键，倘漏了气瓶子中的柿子就会坏掉。柏福家的西红柿却一瓶也不会坏，因为封得极严实。最先发现诀窍的是他家邻居：嗨，你们都不知道吧，柏福家的洋柿子只用酒瓶装，他专门做了封瓶子的压盖器，只轻轻一按就严严实实啦。我刚借的用过，比用罐头瓶利索。
父亲去借了，封口器做得很巧妙。一块书本大小的钢板做底座，底座上边正中焊牢一根垂直于底座的钢管，钢管的中部固定四块凸出的小钢板，小钢板中间抱着一个可上下移动的细钢管，细钢管的下端正好能嵌进去一个酒瓶盖，钢管上端有个把手，酒瓶放在底座上，轻轻按下把手，瓶盖就牢牢在锁在瓶口上了。
于是张家、李家、王家都去柏福家借，一台压盖机分不过来，张家借到了，李家和王家的人就不高兴，黑着脸从柏福家出来，柏福在后边喊：李叔、王婶，你们明天早上来家拿。那被称作李叔、王婶的头也没回地自顾走了。
当天晚上，邻居隔墙看着柏福家的西屋亮了多半夜的灯。太阳刚爬到房脊上时，柏福拎着两个压盖器送到了李家和王家。上午院子里凉快，正是做西红柿酱的好时候，李家、王家都有些受宠若惊，分别往柏福手里塞了现摘的水灵黄瓜和透着香味儿的绿纹甜瓜。
柏福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大队部。不一会儿，大队部的喇叭里传出柏福的声音：叔们，婶们，我是柏福，封瓶口的压盖器昨晚我又做了九个，现在还有七个在家哩，谁要用就来家里拿哇！
村里的人都在心里默默念着同一句话：柏福，可真能哩。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上初二那年，四十二岁的柏福还负责着大队的农机维修。夏收时节，每个场院里都堆起高高的麦垛，队里的脱粒机除去转场时间，便是日夜不停地工作。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一个个格外享受这一年中最重要的忙碌。
轮到我家时，许是觉得太累了，脱粒机罢了工。柏福很快被请到了场院里，一个沉甸甸地绿帆布挎包压得柏福的背更驼了，人显得又矮了一些。他先围着脱粒机转了两圈，再趴在地上看传输带，起身拍拍土，只说一句“电机坏了”，就从挎包里取出各种工具，半个小时过去，脱粒机轰鸣的声音重新在场院里扬起。
“柏福，你先别走，等上会儿看看嘛，万一再坏了呢？”父亲对着正要离开的柏福大声喊。只见他先立住身子，片刻后坐到了场边的大杨树下，望着远方。太阳正在慢慢西下，风里穿天杨的树叶子“哗啦哗啦”响着，靠近场院的地里，几个孩童挎着篮子正专心地低头捡麦穗，小小的影子在西下的阳光里一点点拉长。
柏福在想什么呢？
那时他还没有孩子。他该不会想：要是我的孩子还活着，个头可比他们高多了吧？
我的鼻头酸酸的。
二零二五年我回乡，听说柏福两口子过世已经三四年了，夏天时，他家院子里的荒草足有一米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