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线索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精耕细作、重商的小农经济。按照许倬云教授的研究，这一转型肇始于汉武帝时期政策的剧烈冲击。如果把昨天的课和今天的课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认为，短期的政策当然影响很大，但归根到底，小农经济是在中国独有的资源禀赋条件下作出的一种最优选择。久而久之，中国就成了乡土社会，小农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国民性格之中。
知识内容
1.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繁荣
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商业繁荣。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到了盐商猗顿、铁商郭纵、畜牧起家的乌氏倮，以及能够获得秦始皇敬重的女企业家巴寡妇清。《汉书》里关于巨商大贾的记载更为详细。《史记》写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为什么那个时候商业如此兴旺呢？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得益于战国时期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而这是借了各国为打仗纷纷修路之便；二是得益于战国时期的大国比春秋时候的封国规模更大，市场规模更大，人口和货物能够流通的范围更广；三是得益于货币制度的发展。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就有各自的货币，到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之后，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最后，汉初的商业繁荣，也得益于战后的“和平景气”。当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是一种以城市为重心、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由此带来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市井社会，也显得格外别致。你可以读读《史记·游侠列传》，里面写到的那些个性鲜明的侠客，大多生于城市里，而不是在农村长大的。
2.汉武帝时期的“告缗运动”
汉朝一统天下，由乱至治之后，人口逐渐增长。据估计，西汉时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6%。在一个传统社会中，这是非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西汉时期人口总数至少翻了一番，或许翻了两番。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迅猛，在一些核心地区，人口压力逐渐凸显。西汉初期，官府试图减少农民的赋税负担，但仍然无法缓解人多地少的困境。政府也不是没有想办法。当时，官府支持人口往外迁移，尤其是迁至具有战略意义的北部边疆。然而，开垦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终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四处漂泊的流民。
早在西汉初年，就有像贾谊、晁错这样有远见的大臣上书，要求朝廷采取措施发展农业。在这一点上，汉朝朝廷上下是有共识的。西汉初期的应对措施是重本轻末，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一方面提高农业的地位，另一方面打击商业。汉景帝时期就曾经打击闾里豪强，但最具杀伤力的还要算汉武帝时候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四处出击，大兴土木，自然入不敷出。怎么办呢？他想起来了收税。首先推出的是“算缗”。简单地说，“算缗”就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缗就是串铜钱的绳子，后来就变成统计财产的单位了。一缗折合一千文。官府要查富豪家中的财产，按照财产多少，每两缗抽取一算，一算约为一百二十文或二百文，这样算来，税率折合6%-10%。乍看似不高，但这次出台的新税已经比旧税提高了五倍。此外，官府还要征收车船税。《史记·平准书》写到，“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
这下子，汉武帝不高兴了，于是，他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告缗”运动。所谓“告缗”，发动平民告发偷税者。因为此前汉武帝展开大规模军事活动，需要大量财政支持，所以对商人征收重税。大部分商人认为受到不合理的对待，采取不合作态度。所以汉武帝又发起“告缗”运动。不缴纳税额的商人一旦被告发，这些商人会被冠以偷税者的称呼，他们所隐瞒的财产就要被全部没收。告发者将得到大大的奖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也就是说，偷税额的一半都赏给告密者了。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得倾家荡产。后来，汉武帝派出工作组奔赴各地，清理告缗罚没的财产，得到财物数以亿计、奴婢上千万。大县罚没土地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大约十年之后，“告缗令”才最终废止。
许倬云谈到，这场告缗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富人们不敢再投资于工商业，而是转而购买土地，因为土地不属于征税对象。加之商业税严苛、农业税优惠，这更鼓励商人们投资土地。这导致土地价格上扬，普通农户无力购置大片田地，只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刨土求食。于是，中国农户的土地规模越来越小，进一步加固了小农经济的格局。
3.小农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
说起小农经济，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是大的庄园，各类农作物、各类手工作坊齐全，才有可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无法自给自足的，许倬云讲到，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重商的小农经济。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从九月以后，田间的劳动就大致告一段落。农闲时光，人们会从事农具和房屋的修整，或是一些可以赚取现金的活动，比如加工食品、纺纱织布、金属加工、制革制陶，甚至还能做一些运输和买卖。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或近或远的交易网络，就已经将零零散散的小农经济交织在一起。农民参与的交易大致在两个圈子里进行，一是方圆五十公里左右的小圈子（赶集趁墟），一是方圆两百公里左右的大圈子（都市城镇）。
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中国的农民参与市场活动有一个周期循环。若是天下承平，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中，村镇的集市连着城镇，城镇连着远处的市场，形成了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网络；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会回撤，以至于一个村子完全地与外界隔离，形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