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当文书之前，给大邦办的学习班就已结束。给他办班的大祥、大波、大翟都早已回到连队。但大邦没能回连，他被关进了看守所。
大伙都清楚，他只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检讨自己的错误，才能争取宽大处理。可大邦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听看守班的人说，他的态度很强硬，一直认为自己没有错，也无须认错。
就在这关键时刻，大邦的哥哥来到了兵团。大伙又觉得有希望了，也许他的哥哥能帮他改变态度。
他哥哥到兵团时，我已当了文书，与长兵、大川一起住在连部的大屋。他哥哥也被安排在连部住，晚上就睡在我们的大土炕上。
住下来之后，他曾多方了解情况，还专门去找那些在东乌旗插队的北京知青，以了解大邦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
大邦的哥哥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一些同学在兵团组建之前插包到了东乌旗。大邦来兵团后与这些北京插包知青建立了联系，并受到他们的影响。
从东乌旗回来以后，大邦的哥哥并没有跟我们提起了解情况的事，只给我们看了他画的画。
不知他学的是什么专业，他画的画既不是国画，也不是油画，倒有些类似彩色连环画。画面上的景物都勾有轮廓线，轮廓线简洁圆润。不同的轮廓之中涂着不同的颜色，颜色明亮鲜艳，没有阴暗变化。感觉着就像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画面。他也画了不少牧民骑马的形象，人物造型优美，神态生动，似乎比《草原英雄小姐妹》还好看。
他在了解情况之后，曾与大邦进行了长谈。我们问他谈得如何，他没说细节，只说不满意。后来听说，大邦不接受哥哥让他认错的建议。
大邦的哥哥走后，连里召开了大邦的宣判会。地点在旧食堂的大餐厅。除了我们连的人参加，还有师里的人到场。
会场没有放桌椅，领导们就站在了前面。
宣判会开始，大邦被看守班的两个人扭着胳膊押进来。他梗着脖子，眼光毫不躲避，确实没有认错的样子。
师里的人宣读了判决书，他被判决N年有期徒刑（刑期已无印象。他1978年平反出狱，所以刑期肯定不少于7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
判决书还没有宣读完，大邦就急了，大声大叫，说他没有错。还力图挣脱扭押，上前与宣判的人理论。
扭押他的人立马揪着他的头发，将他的头按在地上，并给他戴上了手铐。
此时，有人开始领着我们喊“打倒大邦”之类的口号。
宣判会很快结束，大邦又被看守班的人押回了看守所。
1972年，六师53团发生了“刘东舟杀人案”。案件侦破后，刘东舟被判处死刑。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枪毙刘东舟的时候，师里还让大邦陪绑。
“刘东舟杀人案”是六师发生的第一起杀人案，曾轰动全师。
据53团的同学说，案件并不复杂，唐山知青刘东舟（外号“大牙”）与北京知青“烂桃”（只记住了他的这个外号，没有记住他的大名）平时就有些过节，刘东舟很壮实，别人都恭维他，唯独“烂桃”不把他放在眼里，比如给大伙让烟时，谁都给，就是不给刘东舟。刘东舟很恨“烂桃”，可拿他又没有办法。
很不巧的是，刘东舟在星期天偷偷和相好的女知青到师部第二招待所幽会时，竟然被“烂桃”看到了。刘东舟怎么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熟人，而这个熟人又是一直和他过不去的“烂桃”。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刘东舟决定先下手为强，打服“烂桃”。
回到连里之后，他找了一根拖拉机履带连接杆作为武器，伺机下手。
在察看了“烂桃”回屋的必经之路后，他悄悄地藏在门的面后，静静等待。
天黑之后，“烂桃”毫无防备地走了进来，刘东舟猛然蹿出，从背后用胳膊卡住了“烂桃”的脖子，并用连接杆打击“烂桃”的头部。受到打击的“烂桃”拼命挣扎，为尽快制服“烂桃”，刘东舟加大了击打的力度。
“烂桃”终于不再反抗。可刘东舟也不需要“烂桃”再承诺闭嘴了，因为“烂桃”永远也不会再开口说话，他已经死了。
（有网友说此案时，细节与我听到的不完全相同，特转载如下：其实，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恩怨过节，一次在师部，俩人同住第二招待所里，晚上师部礼堂演电影，“烂桃”独自去看电影。由于又是样板戏，“烂桃”就中途回了招待所。他走到房间门口，就直接进了房间。此时刘东舟正在和招待所的值班服务员亲热，被“烂桃”碰个正着。刘东舟觉得很丢面子，就一直侍机教训“烂桃”。出事那一天，正赶上烂桃刚刚从北京回到连队，“烂桃”的家境据说非常的殷实，带回了很多的烟酒糖茶等稀罕物，还有瑞士梅花手表，刘东舟就起了歹念。他与另一个唐山的知青，趁“烂桃”去连长家劝架之际，潜入“烂桃”的宿舍进行偷窃，正在这时“烂桃”回来了，于是就发生了惨案。）
刘东舟无疑要为自己莽撞和凶残付出代价，他被兵团法院判处死刑。他是六师成立后，被执行枪决的第一个犯人。
关于行刑的情况，我是听连里战友说的，因为那个时段我正好在探家（大约在1972年11月）。
据战友们说，师首长点名要由战勤连连长亲自行刑。郑连长虽然是现役军人，但没有听说他上过战场，这对他来说，也算是一个考验心理素质的新任务。
郑连长枪毙刘东舟时，离刘东舟很近。刘东舟跪在地上，兵团保卫处的冯处长在他背后心脏的位置画了个圈，连长把枪口对准那个圈，近得枪刺都要碰到身体，扣动扳机，刘东舟随着枪声重重地扑在了地上。
他们说，刘东舟还是挺仗义的，生前把自己的东西都送了人，连子弹费都交了（印象是几毛钱）。
枪毙完刘东舟，连长却遇到了麻烦，他媳妇不让他进屋了。
亲手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总是一件难以下手的事，可作为一连之长，他是职责所在，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服从上级命令。可他媳妇就不一样了，她没有服从命令的义务，她不想和杀了人的人在一起，就不让连长进屋。
后来，不知连长耍了什么手腕，才混进屋去。
行刑时，大邦也被拉去陪绑。对大邦的反应，去的人没怎么注意，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刘东舟身上。
枪毙刘东舟之后不久，兵团总部来的人就将大邦押走，送到监狱去服刑。有看到的人说，押送大邦的是吉普车。
大邦走了，人们偶尔还会念叨起邦子（连里的人都这么叫大邦）的旧事。
在沉迷于学习马列著作之前，他兴趣广泛，什么活动都愿意参加，展现给人们的多是快活、阳光的一面。
他爱好文学，很早就在构思他的小说。他喜欢打篮球，是连篮球队的主力成员之一。他还是打乒乓球的好手，为我们连夺得师直乒乓球大赛冠军出了力。他也喜欢侃大山，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连生理卫生知识都比我们知道得多。
凡是涉及玩儿的事，他都喜欢参加，而且玩得忘我。
据战友大昆说，大邦在树木沟修路时，曾因炸鱼差点儿没命。
那次炸鱼时，人们先后往河里扔了两个炸药包，第一个炸了之后，河里的大鱼小鱼就被震得都翻着肚皮漂上来。大邦一看，高兴得连裤子都没脱就要往河里跳。他急着去捞鱼，对于另一个炸药包的事，连想都没有想。
幸亏大冉手疾眼快，一把拉住了他，不然随即炸响的第二个炸药包非要了他的命不可。他玩起来不顾一切的心态可见一斑。
有时，我也会想起与大邦交往的一些旧事。
我和他交往不深，也就是在互相借阅书籍时谈论一些心得体会。我曾从他手里借阅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
记得他曾说过，他非常看重读经典名著。他说，经典名著能够真实、准确、生动地反映特定时代，多读经典名著，能让我们学习、借鉴到最有价值的写作方法，对于反映好当今时代，大有裨益。他还建议我读书时尽量多读经典名著。
偶尔，他也会讲一些内部刊物上刊登的文章，让人觉得他能接触到上层的信息。现在我还能想起的，是他说过某内部刊物上曾刊登过一个四川大学生的反动日记。日记中那个大学生说，他要通过不择手段地骗取党的信任，不断获得提拔，并最终取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内刊上为什么刊登这种东西？我想应该是警示各级干部提防野心家吧。他说，他不赞同这个大学生的做法，但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上级的信任，并最终走上领导岗位，也应该是一条青年成长之路。那次接触，算是我们交谈中比较深入的一次，给我的感觉是，他很有抱负
大邦刚到兵团时，依然保留着造反派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不把二排长老林放在眼里。老林曾试图压服他，但没有奏效。大邦成了班排长们眼中的刺头，班排调整时多数班长都不愿意把他安排到自己班里。三班长会元觉得自己能调动他的积极性，就将他要到自己班里。
大邦脾气不好，三班没人愿意与大邦结为“一帮一，一对红”，连副班长也不愿意，班长会元就与他结为“一对红”。列队的时候，大伙都不愿意站在大邦前面，他就站到前面去。
大邦爱读书，爱学习，他就让大邦当了学习委员。大邦对组织学习非常负责，不仅自己积极发言，还热心对大伙进行辅导。他的发言也很有水平，时不时还冒两句警言警句，像“平时有了雷锋精神，关键时刻才有王杰行动”，就是陈建邦在发言时讲的。
在工作上，大邦只要表现好，会元就表扬鼓励他。大邦很快就成了班里的突击力量，干活时光着膀子，一副玩命拼命的架势。往房上扔带泥铁锨是个既要技巧又要力气的活儿，大邦抢着干，很快就成了扔锨高手，铁锨扔得又准又稳。
会元还经常找大邦谈心，鼓励他积极上进。大邦也没有让会元失望，主动地做好人好事。早上起床后，抢着收拾卫生，到井房打水。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还给大伙倒上漱口水，挤好牙膏。
由于大邦表现突出，会元还将他确定为团员发展对象。
大邦对会元也非常信任，经常把自己学习马列著作后的心得体会及相关论文给会元看。但会元对大邦写这些东西不太认可，还对他在毛主席语录上批写“切中要害”、“写得好”、“此句欠妥”等评语，予以劝阻。可大邦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对会元的意见不以为然，说会元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后来，大邦因写这些东西被上级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在兵团保卫处的人找会元谈话时，会元的思想还是转不过弯儿来，为此兵团保卫处的人跟他拍了桌子。
大邦被押走之后，就再无消息。我再听说他的相关情况，已是1978年。
这之前，我已返城回到保定，在一家小厂工作。同车间的一位工友与大邦家是邻居，知道我是大邦的战友后，曾跟我介绍过大邦家的一些情况。1978年上半年的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大邦回来了，已平了反，还补发了工资，正在找工作。
后来，陈连长（陈副连长在兵团解散后，担任了我们连的连长）跟我说了他知道的一些情况。
他说，那是1978年的上半年，他发现一个人向连部走过来，有些像大邦，近前一看，还真是他。
陈连长兴奋地大叫：“这不是邦子吗？”
此时，连里的绝大部分知青都已返城，大邦当然也不会留在连里了。
大邦是无罪释放的，按政策兵团要给他补发服刑期间的工资、津贴。陈连长说，他安排财务人员给他计算了应发的工资、津贴，共7年的，大概在1700元左右（为什么就这些，当时没有细问）。
为了保证大邦能平安回家，陈连长还亲自将他送回了保定。
后来，战友们多次议论到大邦，都说，如果他当年不出事，生活状态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说不定现在也在写回忆文章呢！据说他曾记了七八本兵团日记，那写起回忆文章肯定比别人准确、详细得多了。
可惜啊，历史没有如果！
（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