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7日
梓桥街恐怕是本城最后一条老街，改造的速度虽然慢了些，如今也是面目全非。打那经过，我还能依稀见着旧时的影子，就想起溪子口斜对的那排老式木屋来。屋是一楼一底的，墙壁烟熏火燎，光线很暗，踩在木楼板上嘎吱嘎吱的，用现在的眼光看去，是典型的贫民窟。杨老头从前就住那里，门牌号是梓桥街11号。
好些年没有杨老头的消息了，连他常在新华书店门口摆了体重秤挣俩小钱表情有点木讷的老伴也没了踪影。打听过，据说他回上海老家了，又有人说拆迁后搬走了，但没有人知道具体他们去了哪里，留在我记忆中的就只有那胖乎乎笑眯眯的脸和那一口下江人的口音。如果他还健在，该有七十多岁了罢，这一生恐再也没有了邂逅的机会，我想。
从前我一直是管他叫杨老师的，在一次不愉快的争执后，我就再也没有叫过他老师，而且渐渐疏离了他。前些年偶尔在街上碰见，也就寒暄几句，然后各奔东西。我不知道在我的身后是否有着一双落寞的眼睛，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为这段忘年交情的终结而懊悔过，总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这样安慰自己。
我还是姑且管他叫杨老头吧。
他是上海一带的人，从他的口音能够听出来，据他自己说早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肄业，好象是因为家族里的政治问题受到冲击而没有毕业，怎么来到合川也语焉不详，真实情况没有人知道。我与他相识很有戏剧性，后来的相交则有着某种缘分。回想他的种种言行，便给他在脑子里定了位，我以为他便是一个寻常的老头儿，却带了几分传奇。今天写他，是怀念，也是反省，就一个寻常百姓的故事而已。
二十年前的某天，那场著名的风波才刚有点苗头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北碚念书，校园里绿肥红瘦。那天，我们班里那位整天嚷着要进步的最“革命”的团支部书记通知我们去3126教室，还让带上剪刀和蜡光纸，说是从大街上找了一位了得的民间艺人来给我们增加点“营养”。这人就是杨老头了。我当时还是班长，按理这事应该给我通个气才是啊，不过，谁让咱团支书这么积极呢，总归是好事，也就去了教室，瞅瞅她究竟找了个什么高人来。
杨老头个儿挺矮，穿得很普通，胖胖的脸，眼睛眯缝着，开口便是一句“你们叫我杨老师就成，小赵请我来，给你们传授点剪纸。大家可得认真学哦”声音不大，苏沪口音。说完，也就不客气地站了讲台上，从脚边一个大旅行袋里拿出许多蜡光纸剪刀之类的，然后像变戏法似的刷刷刷地剪了起来，眨眼工夫，花鸟虫鱼就在他手里出现了。他得意地歪着头看我们，台下一片叫好。我左看右看都觉得他像玩杂耍，挺江湖的，耳边就是他的吹嘘，什么熟能生巧啊，什么一分钟能够剪出几十样图案呢。牛吹完了，他还真的慢慢地剪给我们看，让我们跟着学，一板一眼的，让我渐渐收起了小觑之心。课完了，大伙儿围上去，问这问那的，他几乎是有问必答。这才知道他竟然住在合川。我向革命小赵打听是在哪里把他找来的，小赵说是和几个同学上街看见他在泉外楼外摆地摊卖纸花，顺便用纸在剪图案，觉得是个高人，就商量着把他请来了，呵呵，原来如此。
那次课后，就好几年没有见着他了，估摸着是到处跑江湖去了，也就慢慢淡忘了他。直到九三年秋天，我在师范校当美师班班主任，恰好班上几个学生接了阳城酒在塔耳门附近的户外广告，我不懂美术，就跟着他们去看热闹。看着看着，就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指点学生上色，扭头一看，哎呀，杨老师！他记性也好，居然认出我来，于是约了他到学校来看看。此后，他便经常来学校找我，我也像革命小赵那样请他到班里教学生们剪纸。末了，我给学校汇报，希望学校能够考虑一下报酬。谁知他死活不要，倒让我十分景仰起来。可跟着他就提要求了，要我找报社给他写篇报道。本来这也无可厚非，可我心里不痛快，觉得咋是这样图虚名的人呢？我婉言拒绝了，请他吃了个便饭作罢。他也不以为意，照样常来学校，和班里学生玩，甚至晚自习也在教室里，大家就有些烦他了。连学校保卫科也来了解，问我他的底细，可我竟然说不上来，但我毕竟相信他没有什么恶意的，至多是因为老年孤独，找孩子们玩解解闷吧。没多久，我离开学校去了东莞，学生来信说他依然常到学校来玩，还常问起我，替我抱不平，都觉得这老头挺厚道的，那时我自顾不暇，也就姑且听之，有点感动。
我从广东回来后，杨老头很是高兴，请我去他家里吃饭，陪我喝酒，依然笑眯眯的。饭桌上，他就絮絮叨叨聊他家族曾经辉煌的历史，聊他个人的坎坷，彼此嘘唏了一回。我觉得自己有时也太过了，他当我是朋友，我却有些应付，心下觉得惭愧。然而，接着的一次争执让我彻底疏远他了。许是性格使然，我这人不大喜欢别人对我指手画脚的。我喜欢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而杨老头或许有着没落贵族的情结，总认为我不应该和那些校工们交往，有一次他竟然说那些人很低等，责我和他们交往是掉价，我大怒，驳得他无言以对，结果不欢而散。
后来，他来学校就稀疏了，即便来，也是找曾经的几个学生玩，学生有时告诉我说他老说我脾气大云云，我则一笑置之。再后来，就没了他的音信，路过梓桥街的时候，发现那老屋也消失了，不禁生出些许怅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