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因为堂哥去世，我从郑州赶回又别三年的家乡。
堂哥家与我家只有一塘池水之隔，现在想到他，脑中都是他在塘边小路上来去的身影。三年前回家乡时和堂哥吃过两次饭，记得当时我递给他两包烟，他还一直和我拉扯着不接，死亡这个话题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是多么遥远；三年后的今天，我匆匆赶回去送堂哥最后一程，遥远的忽然近在眼前，时间被压缩并隐遁于零散而鲜活的记忆里，让人觉得死亡原来是件多么潦草的事。
（一）大伯与堂哥
堂哥的字写得很好，小时候我常找他给我的笔记本题字。从老家书柜里翻找到一本摘抄本，封面和扉页上正是堂哥题的字：“读几本书，荆丘，一九九×年十月”，——荆丘是当时我给自己取的笔名，——字有点草，具体是九几年看不清，总在九一到九三年间，我上高中之前。同时还找到一本自己小时候胡乱写的“诗集”，里面有一首悼念大伯的无韵无律小诗：“哭声一片上九霄，前朝吾叔久病老。白队泣声送柩去，黑首哀气连车绕。耳畔犹闻旧吟声，山南独遗枯芳草。中天露冷八级静，孓身需伴托月鸟。”时间标记着1992年。我才知道大伯去世已经有28年了。
28年前大伯去世时，正是油菜花开得繁盛的时候。那天早上，大人们都去地里忙活了，我在村里闲荡着来到大伯家，发现久病在床的大伯已经对我的呼唤没有回应，惊吓中跑去找来另一位在家的伯伯。这位伯伯见大伯身体已经僵硬，找来备好的寿衣给大伯穿上。记忆里，当时只有我和这位伯伯在场。记得事后这位伯伯的内人——我的婶婶还埋怨他多管闲事，因为他们两家已经出了五服，“穿衣服”这件事不该由他来做，或许这种事还是不吉利的，我不甚了然。村里就我家和大伯家血脉最近，但是算起来，我的爷爷和大伯的父亲才是亲兄弟，也已经隔得很远了。即使如此，在村里同族中，我们两家还是更要亲近些。大姐、大姐夫和小姐姐在堂哥去世当天就分别从江西和江苏赶回，哥哥则担起丧事的主持，我在第二天中午到达；没有看见其他同族同辈回来吊唁，也许来过又走了。但是第三天的送葬队伍里，除了我家姐弟四人，另一位与堂哥关系较好的同族哥哥，还有被哥哥说服前来的一位同族哥哥，村里同族同辈中确乎没有其他人了。
28年前，大伯的送葬队伍只有一辆轻型货车，载着大伯的灵柩和所有前去送葬的人，路上敲着租来的锣鼓，遇村遇桥放一挂鞭炮。15岁的我虽然会诌一些歪诗，其实并不太懂事理，拿过鼓槌，挝出欢快的鼓点，被堂姐猴子——大伯的小女儿悲戚的眼神制止了。
28年后的今天，堂哥的送葬队伍由九辆货车、轿车组成，车头都扎白花，一路打着双闪，仍然是遇村遇桥放一挂鞭炮，有时候放的是真鞭炮，大多时候放的是电子鞭炮——车队里有一辆雇来的专门放着电子鞭炮机和音响的车。丧事一定要办得热闹，是村里人一直坚持的观念。
时隔28年的两次丧礼虽然有着许多不同，给我的感觉却仿佛昨日重现。印象最深的是收殓场景，两次过程如出一辙，只是大伯收殓时是在晚上，这次堂哥的收殓是在下午。
（二）丧仪
堂哥去世的那天一早，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堂哥可能撑不过今天了，要我做好回去的准备。没过两个小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一位同族堂哥打来的，对我说：“小爷，大爷已经走了。”（我们那边管伯、叔叫爷，同辈人都随孩子管堂哥、堂弟叫大爷、小爷）。我在电话里说不出话来。哥哥接过那边的电话对我说：“你心里有数。”我说：“我马上回去。”我不懂家乡的风俗，后来听母亲说，报丧不能由丧者直亲报丧，也不能由自家人代替报丧，报丧人须是指定的旁亲或其他人；报丧时不能明说叫对方赶紧回去；到了之后也不能进丧者之外的任何别人家的门；必须由正门进丧者家，不能从后门进。第二天中午到村时，家里已经给鞭炮和大裱纸（火纸、冥钱）买好放在塘边小路上。哥哥领着我在堂哥屋前烧了纸、放了鞭炮，进堂屋到堂哥躺在里面的冰棺前，堂侄双手伸出对我施跪礼，我躬身双手将其扶起，三个堂姐哭起来（大堂姐有病在江那边的家里，怕她受不了刺激，没有给她报信，大堂姐夫和几个堂表哥在这里已经守了几天）。我跪下给堂哥磕了个头，站起来后，有人给我递来一个纸杯，里面有刚盖住底的一口姜汤，接住喝下。望着冰棺前堂哥的遗像良久，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定的是下午三点收殓，也许是择的时辰，也许是因为算计过那个时候接信的人能来的都已经来了。堂哥生于1957年，属鸡，与属鸡、属犬的人属相相冲，这两种属相的人在封棺、入穴时必须回避，——堂侄属鸡，也不能例外，——其他人可以围观。据说以前富贵人家怕被人盗冢，故意将收殓过程示之于众，以示随葬并无贵重珍宝。不过现在是火葬，这种担心已不成其理由，但围观收殓竟然成了一项习俗。
冰棺头朝南脚朝北放在堂屋正中。两个收殓人穿着法衣正在裹缠遗体，堂侄则一直捧着他父亲的头。一会儿，厨房里端来一碗汤水，里面两个荷包蛋，堂侄被人喂着吃一个，堂侄的儿子也吃一个，名为“捧头吃水”。遗体全身被裹缠多层麻布，外套寿衣，就在冰棺里入殓、封棺。在大伯去世的那个年代，收殓是在门板上进行的，入殓和封棺的必备器物则是木棺，现在的冰棺是从殡仪馆租的，到明天遗体火化时就会退还，因此，入殓和封棺的程序只能算是在名义上还保留着。门前稻床（脱谷和晒谷的场子）上，乐班子在鸣奏着唢呐、二胡、镲、鼓等，与大伯那个年代不同的是，现在的杠房不仅有乐班子，还提供哀乐音响、电子鞭炮以及专业哭灵人。大人们坐在稻床条凳上抽烟聊天，孩子们奔跑嬉闹。
封棺前，收殓人拿出一根一端系有方孔圆钱的线，手握线的另一端，将铜钱对着堂哥遗体的嘴部垂下，名为“对口钱”，是一种吉物。记得在大伯收殓时，这种对口钱被许多人争抢，今天这枚对口钱则被收殓人直接给了堂侄。再后，收殓人拿出一瓶白酒，对着堂哥遗体的嘴、头、胸、腿、脚等部位灌洒，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越吃越有”、“子孙兴旺”等等。
封棺完毕，堂哥的所有子侄辈、孙辈戴孝帽跪在冰棺前。孝帽由白麻布扎成，子侄辈的孝帽在扎结处系一根红线，孙辈的则系两根红线，以示区别。有一乡村教师模样的人拿着话筒，站在门槛外对着屋内致悼词。从堂哥出生时说起，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说到堂哥如何在他这64年的一生中含辛茹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是呜呼哀哉，痛哉痛哉。十来分钟里文白相杂，普通话与土话相混，说的词通还是不通，听的人懂还是不懂，并不重要。
再后是专业哭灵人登场。我只在电视和文章里看过这种场景，今天真切地看到了还是感到非常不适。其他人是否悲伤且不说，堂哥的亲姐姐、亲妹妹、亲弟弟以及儿子、孙子岂不是真悲伤？哭他的人难道还少这么一个不相干而且卖哭的外人？哭灵人面前放一大鼓，在她哭着唱着的同时，不停有堂哥的亲友在大鼓上搁上十元、二十元、五十元，整个过程持续十五分钟左右。事后，见她高兴地说，这次收入350块，你们这家真是很大方。后来想想，也许收费哭灵是现在丧礼的标配吧？
最后是诵经超度，完全听不懂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起灵，堂哥的同辈和晚辈随行送葬。三个姑爷（二姑爷身体有恙现在医院）和同族哥哥抬棺，灵柩从正门出。灵柩一出门，必须立即清扫堂屋的鞭炮屑、碎纸屑等杂物。安排的是一位伯伯负责清扫，但是，灵柩已经快上大路上的灵车了，这位伯伯还愣愣地坐在那里不动。母亲跑去提醒他，他才拿起竹篾大笤帚。有人说因为他年纪太大反应慢，也有说是因为清扫工作的报酬本应是两包烟，但是这次只给一包烟，他不是太满意。
送葬队伍在一片鞭炮轰鸣中出了村口。沿途有熟人看见队伍近了，在自家门前的路边放鞭炮，意为送行。头车上的堂哥亲弟，下车手提一个袋子递给送行人，袋子名为“寿碗”，里面放着一只小碗，一条毛巾，一包烟和一块孝布（麻布）。不熟悉的人家则紧闭大门。
驱车五十公里到县殡仪馆火化，杠房车子告别离队，其他八辆车子不能原路返回，绕行到镇子东边的丁家山将寿盒入土。丁家山又叫琵琶山，这里葬着我们一族几代人。堂哥入土后，我们对着祖宗的坟茔烧纸磕了头。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里相伴长眠的有许多同族长辈，也有附近村庄的逝者，很多本是堂哥的生前熟人。愿堂哥在此安息。
（三）生的渴望与死的尊严
关于堂哥生前的种种，照例会在有限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村里的话题。之后也照例会像塘边树上凋落的秋叶，傍晚屋顶升起的炊烟，成为这个村庄凝固的记忆。
我每次回老家，在自己老旧的书柜里漫无目的地翻找，是不是也在寻找某种记忆呢？而这次竟然翻出一本名叫《安乐死》的小册子，1990年代出版的书，翻了翻内容，里面是一些国内外安乐死常识和观点的介绍。兴趣所至，于是上网了解了一下安乐死在中国的情况，得知中国自从1988年有代表首次提出安乐死议案，至今已有三十余年，虽然书柜里这本小册子也证明安乐死知识的普及很早就在国内进行，但关于安乐死的真正实施，还一直只是一个未决的议题。对我来说，这个议题遥不可及；但又感觉冥冥中是堂哥让我找到了这本书，进而又胡乱想到一些关于安乐死的问题。
堂哥得的胰腺癌，三月底查出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当时新冠疫情刚刚缓解，他还去上海看过中医，四月份开始化疗，听母亲说不久就几乎头发落尽，人是日渐消瘦。即使这样，他还放不下地里的庄稼和承包的鱼塘，经常扛着锄头去地里塘边巡看。我随母亲去地里摘菜，母亲指着一畦四季豆说这是你堂哥病里种下的，现在已经挂满藤架；又指着地里一排堆得整整齐齐的油菜秸秆说，这是二十多天前你堂哥收割的，菜籽已经送到油坊了。甚至在腿脚已经无力不听使唤的时候，他还在姐妹的搀扶下，时常去凝望一下田地与鱼塘。期间他多次晕厥，去世前十几天喝过一小瓶农药，剂量不大，因为本就身体虚弱，也不能洗胃。堂侄也痛苦不堪，看见绳子、布带类的物件都赶紧藏起来。实际上，那时的堂哥除了喝农药，已经没有力气用其他方式自我了断了。话又说回来，如果堂哥是自杀而死，于礼于俗，人们后续的说法和做法，与他病死，又会大不一样。也许堂哥除了身体的病痛煎熬，还在情俗的痛苦矛盾中挣扎。
堂哥生前最爱的娱乐是打麻将。一位同族哥哥和我聊起堂哥，说堂哥在最后几天已经镇日昏迷，熟人过去叫他他也不应，偶尔睁开眼睛，有人问他是否认得，他又闭上眼睛。有人拿来麻将给他看，他却用微弱的声音说“白板”、“二饼”……无法体察这位同族哥哥和我说这事时是痛心还是戏谑，也许只是一种客观描述。但拿麻将让已经不清醒的堂哥去辨认，或许是想用他的喜爱之物让他清醒，却又不能不说带着戏谑的成分。对于将死之人，比这种近似的戏谑更甚的做法其实还有。
我八岁时的一天早上，被母亲从床上拉起来送到大伯家，跪在大伯家的堂屋，堂屋正中靠八仙桌放着一把太师椅，上面坐着弥留之际的大娘。在老家，这叫“上椅子”，说明病人下世就在今天。我们一众晚辈从早上跪到中午，从中午跪到傍晚，膝盖从生疼到麻木，大娘仍然没有咽气。到晚上，大娘家哭声大作，病人已登仙。后来从大人们片断的聊天中知道，大娘一直不咽气，是小奶奶用手帕捂死的。小奶奶是当时村里同族中在世的唯一祖辈，也是村里最后一位小脚，她是改嫁到我们村的，并没有亲生子女，也不受族人待见，但是在生老病死这些事上她自认是权威。
有时回老家，偶尔还会听到一些弥留病人上了椅子却久坐不死，最后被人捂死的事，不过说法都不会那么直接，往往用一些隐晦的用词让人心领神会。我不清楚，这种做法是否成了惯例和习俗，是否得到逝者家人的默认，是否小奶奶这样的角色还有很多。即使是亲人，也认为上了椅子的人与自己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椅子上的人无法分辩反驳，更无法反抗准备继续好好活下去的人们的做法，生既已无可能，死也不由自己选择，只能任人摆布。
于情于法，捂死绝然说不通，于理也只能半通，但是除了我所听说的，又实际上发生了多少？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又有多少？也许文明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的身上永远都带着部落时代的原始习性。而安乐死的案例，除了公开的，并且这些公开的都是法律诉讼案例，实际上又发生过多少？情、理、法，应该不能永远就这样在暗中自我平衡。
2020年7月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