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10天《形势解 第六十四》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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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顾。”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宝币奚为!”
羿,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
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
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无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故曰:“亲近者,言无事焉。”
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故曰:“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为贤。所谓平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于高!”
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所谓大山者,山之高者也,虽有小隈,不以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于深!”
毁訾贤者之谓訾,推誉不肖之谓讏。訾、讏之人得用,则人主之明蔽,而毁誉之言起。任之大事,则事不成而祸患至。故曰:“訾讏之人,勿与任大。”
明主之虑事也,为天下计者,谓之譕巨。譕巨则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而利愈多。故曰:“譕巨者,可与远举。”
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故曰:“顾忧者,可与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说,备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故圣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字词注释
[1]爵:通“雀”。下同。
[2]道:同“导”。引导,治理。
[3]讏(wèi):吹捧坏人。
[4]譕:同“谟”。谋划。巨:原作“臣”,据戴望说改。下同。譕巨,即深谋远虑之意。
译文参考
行道,则君臣相亲,父子相安,万物繁育。所以明主的职责,是行道,而不在细末之事。燕雀,就是细末之事。所以说:“燕爵之集,道行不顾。”
明主动静都合乎理义,号令顺乎民心,责罚杀戮正符合其罪过,赏赐也符合其功劳,所以即使不用牺牲珪璧向鬼神祈祷,鬼神也帮助他,天地也保佑他,他做事就有福禄。昏君动作不合理义,号令不顺民心,责罚杀戮不符合其罪过,赏赐也不符合其功劳,所以即使用牺牲珪璧向鬼神祈祷,鬼神也不相助,天地也不保佑,做事就会有灾祸。所以说:“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使国家富强,是人主要做的功绩。国富兵强,诸侯就顺服其政治,邻国敌人就畏惧其威严。即使不用宝物贿赂诸侯,诸侯也不敢侵犯。让国家贫弱,是人主的罪责。国贫兵弱,出战不能取胜,防守也不牢固。即使拿出重宝贿赂邻国敌人,仍然不免身死国灭之患。所以说:“主功有素,宝币奚为!”
后羿,是古代的善射者。他调和弓矢并坚定掌握。他操弓时,判明高下,掌握了必中的办法,所以能多发多中。明主就像后羿,平和其法度,判明什么该废什么该置并坚定不移,有必然治理好的办法,所以能多办事并办得好。道,就是后羿射箭必中,君主治国必然治理好的东西。射,从表面看不过只是发射弓箭而已。所以说:“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是善于驾驭马匹的人。善待他的马匹,节制饮食,权衡马力,审查马的脚力,所以能行远路而马不疲惫。明主就像造父,善于治理人民,度量民力,审查民众的技能,所以能建功立业而不让民众受困受伤。术,就是造父能够远行,人主能够建立功业的妙法。驭,从表面看,不过只是操纵马辔而已。所以说:“造父之术,非驭也。”
奚仲制作车器,方圆曲直都合乎规矩钩绳。机轴相配,用起来牢固,成器也很坚固。明主就像奚仲,言辞动作都合乎术数,所以治理得恰当,上下亲睦。巧,就是奚仲做器,人主治国的妙道。斫削,从表面看,不过只是用刀斧来砍而已。所以说:“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民,有利就来,有害就离开。民众趋利,就像水往下走,不分东西南北。所以想要民众归附,必先让他们获利,那样即使不召唤,民众也会自行前来。如果有他们讨厌的,即使召唤他们也不会来。所以说:“召远者,使无为焉。”
像父母一样统治民众,民众就会亲近和敬爱主上。用醇厚来治理他们,用实惠来对待他们,即使不说亲民,民众也会亲近君主。像仇人一样统治民众,民众就会疏远君主。治理他们不厚道,对待他们不实惠,奸诈虚伪,即使嘴上说亲民,民众也不会亲近君主。所以说:“亲近者,言无事焉。”
明主能使远者来投,近者亲近,都在内心起作用。所谓“夜行”,就是“心行”。能够用心行德,天下就没人能与其抗争了。所以说:“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做人主却害人,做父母却暴戾,做臣下却不忠,做儿子、儿媳妇却不孝,这四点,是人的大过。有大过在身,即使行了小善,也不能称为贤。所谓平原,就是低处的泽地,即使有小山,也不能算高。所以说:“平原之隰,奚有于高!”
做人主惠民,做父母慈爱,做臣下忠诚,做儿子、儿媳妇孝顺,这四点,是人的高尚品行。有高尚品行在身,哪怕有小错,也不算不肖。所谓大山,就是山中之高者,即使有小沟,也不算很深。所以说:“大山之隈,奚有于深!”
诽谤贤人称为訾,推崇不肖称为讏。訾、讏这样的人受到重用,人主就会被蒙蔽了聪明,毁谤或吹捧的流言就会兴起。任用他们做大事,事情就做不成,还会有祸患。所以说:“訾讏之人,勿与任大。”
明主考虑事物,为天下计划,就是深谋远虑。深谋远虑则天下都会受到其恩泽。恩泽遍布天下,后世也能从中获益,越久远利益越多。所以说:“譕巨者,可以远举。”
圣人选择可以说的话再说,选择可做的事再做。苟且得到好处而后面又有害处,苟且得到欢乐而后面有忧虑,圣人是不做这样的事的。圣人选择言语必考虑后果,选择行动必考虑后顾之忧。所以说:“顾忧者,可与致道。”
小人不走正道来让人高兴,迎合君主心意来使之愉快,用苟且手段获得好处。这样,虽然获得好处很快,但祸患也来得迅速。所以圣人不这样。所以说:“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内容解读中,依然是论述为人君主当如何治国安民。其中,有非常可贵的观点“牺牲圭璧,不足以飨鬼神。主功有素,宝币奚为?”尽管在当时,祭祀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决策可能受到祭祀占卜结果的影响,但作者明确提出,明主动静都合乎理义,号令顺乎民心,责罚杀戮正符合其罪过,赏赐也符合其功劳,所以即使不用牺牲珪璧向鬼神祈祷,鬼神也帮助他,天地也保佑他,他做事就有福禄。 国富兵强,诸侯就顺服其政治,邻国敌人就畏惧其威严。即使不用宝物贿赂诸侯,诸侯也不敢侵犯。让国家贫弱,是人主的罪责。实际上,这里明确地强调君主的治国理念和能力是决定国家贫富强弱的最重要因素,而身为君主的最重要责任,就是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
接下来,作者举例论证,君主治国之道,后羿、造父和奚仲都有极为突出的专项技能,但无论射箭、驭马,还是造车,这些高超技能背后的治国之道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明主能使远者来投,近者亲近,都是因为他们能够用醇厚来对待百姓,给予他们实惠,能够用心行德,天下就没人能与其抗争了。
除了论述君主应该秉持正确的理念行为,作者还讲述了做父母、做臣子和做儿子儿媳的行为准则。 做人主惠民,做父母慈爱,做臣下忠诚,做儿子、儿媳妇孝顺,这四点,是人的高尚品行。做人主却害人,做父母却暴戾,做臣下却不忠,做儿子、儿媳妇却不孝,这四点,是人的大过。
在用人方面,君主不可任用訾讏之辈,诽谤贤人称为訾,推崇不肖称为讏。君主不可听信小人之言,而要深谋远虑,慎重行事,所有言行策略都要为天下计。
这些解读通过举例论证、反正论证、类比说理,非常生动形象,尽管这些观点是两千年前古人所言,对当今社会的管理者或者个人依然很有借鉴意义。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稷下学宫与《管子》的性质(二)
基于现代知识分类,现代学者对《管子》一书有进一步的理解。该书的内容,至少可归纳为如下方面。
第一,兵家类。在“外言”中,有专门的兵学著作。《兵法》曰:“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这是论述战争的必要性。“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既然用兵难以避免,就应懂得如何用兵,但当时诸侯国家胡乱用兵,导致国家陷入困境。这与《孙子兵法》对战争性质的论断相近。
第二,农家类。“杂篇”中有《地员》,专论农林种植技术。开篇把管仲视为农神:“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然后讨论各种土壤的特性,比如,“其草宜黍秫与茅……见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流徙。斥埴宜大菽与麦”。何种土壤适合何种庄稼,讲得清清楚楚。
第三,阴阳家类。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属于自然哲学,当时的人们将其应用于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水地篇》谈到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又讲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还讲五味、五脏:“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四时篇》讲四季与政事,并说“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五行篇》讲时令:“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
第四,道家修道类。《内业篇》论道:“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这与《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所论类似。该篇讲入静与修定:“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之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肢〕坚固,可以为精舍。”这与《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相似。
第五,史家类。代表性的文献是“三匡”,其中《小匡》的内容与《国语·齐语》有交集。有学者认为《齐语》部分内容来源于《小匡》,此说或信。该篇谈到管仲改革,在齐国实施了“参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划制度。这对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六,经济类。“轻重”诸篇均属此类文献。兹举一例。在《轻重甲》中,桓公问:“寡人欲籍于室屋。”“籍”读为“藉”,征税。“籍于室屋”就是征收房产税。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你征房产税,百姓会把建好的房子毁掉。)桓公说:“欲籍于万民。”(我要征人头税。)管子反对说:“不可,是隐情也。”(你征人头税,百姓会隐瞒人口。)桓公又说:“欲籍于六畜。”(我要征牲畜税。)管子又反对:“不可,是杀生也。”(老百姓会把牲畜都杀了。)桓公说:“欲籍于树木。”(征收林木税。)管子反对:“不可,是伐生也。”(老百姓会把树木都砍伐了。)桓公最后无奈地问:“然则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对曰:“君请籍于鬼神。”这或许反映了当时齐国讨论征税的一个场景。
第七,教育类。“杂篇”中有《弟子职》,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该篇说:“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饬。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管子》中有“解”五篇,专门解释稷下经典。《形势篇》有“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一句,《形势解》阐述说:“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显然,这是老师给学生讲课,表明稷下学宫具有学校的功能。
第八,治国之道类。治国之道类。这部分内容最多,当非一家一派之作,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主要有三派。
第一派,稷下正统。其著作以“经言”为代表。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非《牧民篇》莫属。该篇有“国颂”“四维”“四顺”“士经”“六亲五法”几部,可以提取的关键词有:礼节、荣辱、六亲、礼义廉耻、鬼神、孝悌、祖旧、顺民心、严刑罚、信庆赏。一言以蔽之,儒法并用,儒家为主,法家为辅。
第二派,法家。在“区言”中,《任法篇》强调法至高无上:“仁义礼乐皆出于法。”“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正世篇》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在“外言”中,《法禁篇》强调法的效力:“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重令篇》强调执法必严:“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这与法家韩非之说如出一辙。
第三派,道家。先秦道家不但讲修道,而且讲政治。“短语”中《心术上篇》《心术下篇》《白心篇》为代表作。《心术上》说:“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无代马走,无代鸟飞,此言不夺能能,不与下诚也……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白心篇》说:“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这与《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治国主张似一脉相承。
综上,《管子》内容涉及的学术派别有兵家、农家、阴阳家、道家、法家、史家、经济家,以及齐国“经言”所反映的正统派。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研究论集》,王志民 主编【希腊】海伦·卡拉玛伦古 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7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