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缪是不是存在主义一向存在着争议。尽管加缪一贯反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存在主义的标签，但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颁奖词中依然称他为存在主义者。
但加缪的思想确实与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是有区别的，它最大的特征是一种全新的人道主义，立足于个人在生存中最根本的体验，即“荒谬感”本身。相比于过去关注大写的“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更表现出一种对于每个个体人的关怀。这种新人道主义表现出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如何面对并反抗这个世界的反思。这在《戒严》中就可以集中表现出来。
《戒严》和他的另一篇小说《鼠疫》都以瘟疫爆发为故事背景，但是更加高度象征化，加缪认为它是“最具个人风格的一部作品”。剧本描写了人们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时，生命变得荒诞，发现生活丧失了意义。青年医生狄埃戈为了追求荣誉，不惜冒着危险救助被瘟疫感染的人，但却逐渐陷入绝望之中。他的未婚妻维克多利亚坚定地追随着他，但是瘟神和死神禁止爱情。二人为了相互厮守，不顾死亡的威胁，而在愤怒之余，狄埃戈也意外发现勇气的力量原来可以战胜瘟疫。于是，他领导人们展开了反抗。最终，却在胜利的前一刻，用自己的生命交换了死去爱人的复活。
“非本真”与“本真”的人
在《戒严》中，控制人生死的是瘟神和死神。但人其实是必有一死的，因此“死亡”实际是世界对于人的一种规则和约束。而瘟神和死神的到来，只不过是把这种毫无理由的杀人逻辑提前了，即“荒诞”在现实的自身显现。而这种“戒严”状态作为一种象征，实际上代指的是人在“沉沦”的日常生活中突然意识到死亡的来临，从而产生的一种荒诞感以及伴随而来的一种“畏”的情绪。
在《戒严》中，面对着死亡，在这种“畏”的情绪之下，人就产生了两种“非本真”的存在，分别以屈从于现实的人们和取消一切的纳达为代表。
第一种表现是人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出一种“不诚”，甘愿把自己的个体性潜藏于人的群体之中，取消作为人所有的“超越性”，用一种作为人的普遍性要求自己。因此，他们只需按照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过一种事先被安排好的、没有控制权、因而也无须负责的生活方式。而“彗星”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虚假的平静。那些经受不住在模糊性中生活的人就会发现这个结合使他们紧张不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愿意听从行政长官的荒谬指令:承认“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城市上空根本没有出现彗星。”
而纳达的身上就表现出另一种“非本真”的存在，即超出限度的反抗，否定一切，取消一切。在他的世界里， 他拒斥法律和规则等各种传统道德范畴，拒斥任何终极价值，这就是他所自称的“虚无主义”的立场。他说:
“取消一切呀，我的美人儿！事物越取消，进行得越好。如果一切都取消了，那就是天堂！情侣们，听着！我讨厌那样！我看见他们从我面前经过，就啐他们。当然吐到他们后背上，因为有的人特别记仇！还有儿童，这些下贱的孬种……哼！这些我们全取消！统统取消！这就是我的哲学！上帝否认人世，我就否认上帝！既然虚无是唯一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虚无主义”中，他陷入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空洞的自由（在那里“一切都行”）。他将作为一个人所有的超越性和可能性都当做真实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然而人是不可能享受这种无限度的自由的，不管我们的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它都是由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创造。
这两种“非本真”的存在形式都依附于有关人类状况的虚假性，强调人类状况要么是超越性，要么是真实性。但实际上，真实的人类状况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狄埃戈。他曾经同其他人一样未曾意识到自己的困境，直到死的来临，由于“畏”屈从于这荒诞的杀人逻辑，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爱情。
后来，在思考人的尊严之后，他愤怒地喊出:“住口！我是有种的，无论生还是死，本来都很光彩。然而，您的主人来了:现在生与死，全不光彩了……”他意识到人在世界中不过是一个荒诞的存在，但他却选择接受挑战，做一个生活在这个关于他们状况真相之中的人，而最终显示出一种“本真的”的生存状态。
虚无主义的反抗
纳达在《戒严》中并非全然扮演着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他还作为反抗者和施暴者而存在。在剧本的开始，他意识到这世界不合理的规则，却选择变成了一个酒鬼。这固然是他运用非理性反抗荒诞的一种方式，却把矛头指向了上帝。
在死亡逼近之时，因为人生意义的虚无，这种形而上的反抗由于接受了杀戮和罪恶而迷失了方向, 纳达沦为了瘟神的帮凶，彻彻底底地走向了虚无主义。 因此他将这种必死的逻辑当成绝对的价值, 将杀戮合法化, 最终失去了反抗的本意。因此在故事的最后，纳达作为“虚无主义者”选择了一种“肉体上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死神和瘟神在戏剧中，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存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崇尚一种形而上的超越传统的逻辑，将不合理的全部取消，将杀戮合法化。在加缪的眼里，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始终关心的是全体人的发展，而非极个别人。这种人道主义，与过去的存在主义者都背道而驰。不管是克尔凯郭尔所赞扬的进入宗教阶段的亚伯拉罕，还是尼采所说的超越一切善恶的“超人”，都不过是极少数人而已。他们不遵行传统的伦理规则，而选择了独一无二的、没有先例的、境遇性的一切，实现了这种所有超越性的一切。①而这种虚无的道德，就是“虚无主义”本身。加缪认为，这种反抗的历史,从形而上的反抗到历史的反抗,全部是虚无主义的历史。对于这种观点，萨特在《答加缪书》里对加缪进行了无情嘲讽和激烈批判。“您抛弃了历史。而当历史抛弃了您的时候,您就变得恐怖和粗暴……您的道德首先是变成了道德主义。今天它只不过是空话,明天则可能变为不道德。”②萨特始终不明白的是，加缪这种人性的关怀到底所为何事。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历史似乎证明了加缪更加正确，而萨特主张的革命却随着苏联政权的解体，消失在了历史滚滚而过的车轮之下。
人道主义的反抗
萨特其实误解了加缪，加缪更加赞扬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反抗，即一种有限度的反抗。
为何狄埃戈好不容易战胜了死亡，却又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用换爱人的生命？
他意识到自己并非是战胜了死亡，而只是推迟了死亡的到来。在这种人类必死的命运之前，他果敢地接受自己的向死而在。这种“向死而在”的意义不在于超越死亡，加缪与海德格尔的区别在于，他不认为人必须在死亡面前充分展开自己的可能性，而在于在死亡面前坚持公理和正义。这种可能性不一定非要在于自己，也可是为了他人。因此，海德格尔成了纳粹，而加缪怀着一股人道主义的精神，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它基于的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肯定,以否定自杀、杀戮和暴力的时代倾向。
《戒严》在1948年完成，当时的他政治倾向已经开始与萨特渐行渐远。在同年11 月《战斗报》的一系列文章里，他坚持道德判断是不可割裂的：佛朗哥帝国和斯大林帝国都剥夺言论自由，两者毫无二致。而在1946—1951 年间加缪写的各种随笔、文章和序言的标题，也表达了他的观点：“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③而他已经意识到了俄国斯大林主义式的革命至德国法西斯主义式的“ 革命” , 无不违背了反抗的本质, 陷入了革命的悖论和虚无主义之中。④这种革命过后，人们又会像《戒严》里一样，忘却掉还未干的正义者的鲜血，“他们如此欢乐，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对抗荒诞和虚无的方式，唯有一种，以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的姿态去迎接荒诞的现实。
贯穿于加缪荒诞哲学和反抗哲学之中的价值理念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时代批判,即批判现代社会在上帝死后，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的缺失，这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以一种“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他主张的“反抗”则是在虚无主义废墟上的价值重建。可以说，尽管“荒诞——反抗”是加缪荒诞哲学的框架，但这种新人道主义却作为其哲学的内涵一直贯穿始终。
①《存在主义简论》[英]弗林（ Flynn, T.R. ）著；莫伟民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8
②《答加缪书》[法]萨特著，柳鸣九编.《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③《责任的重负 》[ 美 ] 托尼 · 朱特著，章乐天译，中信出版社，2014.
④《论加缪的人本主义哲学》 ，杨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