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作为北魏以来北方民族政权传统的发扬光大，“开放包容”的同时也形成了对本意就在于严辨华夷的传统儒家经学的“水”化。王通《中说》、孔颖达《五经正义》都不严肃地引入佛、道思想，奠定了国人直至近现代的掩盖异见、绕开实质对话的“你好我好”俗化传统。——这种传统之下，专业的、科学的、反思的高级模式必然是被生活下意识排除的，而其接纳和追捧的则是“妙”。
之后韩愈、李翱宗孟、复性，虽然掀起了卫护本族精神成果的潮流，但在松散世风的裹挟下，已难重回先秦两汉……
这一时期佛学的“发展”是个亮点，之所以加引号，也是因为同样基于非专业融合的国内主流，在天竺已嬗变千载的晚期佛学，经过多代东土祖师“自由心证”般的“灵感”发挥，形成的大乘诸宗早已与释氏开创佛教的初衷、原则大异其趣。当然，后世人也有自创修行亚传统的权利，故仍称其为“佛学”。
此外，道教思想、非主流的历史观、天人观等，也都在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下茁壮增殖着……
宋明理学不多说了，各种理气之辨、心物之争让人眼花缭乱，其实细读各家各派，很多观点都是交互出现、立场之别并不明显（“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也主张包容适度之欲就是一例）。
令人眼前一亮的，一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其既反对将自然规律轻易扩展到社会领域，又主张更多地用普遍的“道”解释名物，体现了新时期国人逻辑思维对非逻辑思维的冲破之势。此外，贯穿宋明学界的对欲望的探讨与安放，也出现于荆公的理论：“性生于形，而发于情”。
二是罗钦顺心学对陈湛心学流派的反对——“见心不见性”。而其主张的理不离气、知行并举，又随顺着明代反心学一脉的重气重器（客观体验）说，与其“心”（主观体验+主观本质）、“性”（客观本质）一起勾画出中国古人从早期专项深入到晚期拓知求全的能量→结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