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记载了孟轲与魏惠王的首次会面，这段材料正是取自《孟子》全书开篇的第一段。不过，司马光在引用时悄悄改动了一个字，把孟轲说的“王何必曰利”改成了“君何必曰利”。“王”改为“君”，这背后是否有深意呢？
首先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司马光的笔误。在《资治通鉴》后续的叙述中，他始终将“王”改为“君”，保持了前后一致。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很难判断孟轲初见魏惠王时，魏惠王是否真的自称为“王”，但这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司马光的这个修改，或许是在委婉地批评孟子，作为儒家大师，怎么能在名分问题上如此不严谨呢？
如果魏惠王当时确实已经自称为王，以孟子的灵活性，他绝不会在名分问题上纠缠。如果真要在“王”的头衔上做文章，孟子大概只会说：“称王很好啊，不过既然称了王，就要有王者的样子。您在这里、那里做得还不够，需要改进。”这才是孟子的说话方式。但司马光的处境不同，时代也不同，他无法像孟子那样灵活应对。
最有意思的是，如果司马光不承认魏惠王自封的头衔，那么在《资治通鉴》中，凡是提到魏惠王时，理应都改称“魏惠侯”，但司马光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在孟子的发言中，将“魏惠王”的“王”改成了“君”。胡三省注意到了这种前后措辞的不一致，认为司马光这样改，是为了表达正统立场，对魏惠王的王者头衔不予承认。
其实，司马光并不太喜欢孟子，还专门写过一部《疑孟》，顾名思义，就是对孟子提出质疑。在司马光看来，孟子不仅学术不纯，连动机都很可疑，恐怕只是打着古圣先贤的旗号为自己谋取职位的人。在司马光的时代，不喜欢孟子其实并不算什么稀奇。王安石非常推崇孟子，大力提升了孟子的地位，并把孟子视为同道。长期以来，孟子的头上都贴着“迂阔”两个字，这可以理解为食古不化的理想主义者。
不过，司马光是站在儒学左派的立场上批评孟子的，所以他时常觉得孟子还不够“迂阔”，甚至并不真正“迂阔”。比如孟子当面顶撞魏惠王，只讲仁义、不谈利益，连很多儒家内部人士都看不下去。他们认为，魏国当时接连被列强欺负，损兵折将、割地求和，当务之急当然是富国强兵。即使不采取商鞅变法那样极端的措施，至少也不该在这个时候空谈仁义。
但司马光认为，仁义和利益其实并不矛盾。孟子的那番话，一点都没有错。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资治通鉴》接下来引用了《孔丛子》中的一段内容，讲的是孟子当年师从子思，曾经问老师：“治理百姓应该先做哪一件事？”子思回答说，应该先让百姓得到利益。孟子很不理解，追问道：“君子教化百姓无非是讲仁义而已，为什么要以利益为先？”子思则解释说，仁义本来就是为了给百姓带来利益。如果管理者不仁，百姓就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如果管理者不义，百姓就会一门心思地弄虚作假。
这种情况下，对利益的损害最大。所以《周易》说：“利者，义之和也”，又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两句话讲的，都是最根本的利益。
子思和孟子的这段对话很可能是后人虚构的，但司马光显然很喜欢这段话，所以并不在意其真实性。子思引用《周易》的第一句话“利者，义之和也”，其实很难用现代汉语准确翻译。这句话出自《文言》对乾卦卦辞的解读。
《周易》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始的卦爻辞，相当于专业的算卦手册；另一部分是儒家学者对这些内容的深入阐释，写成了十篇附录，被称为“十翼”，意思是“十个翅膀”，让占卜之术插上了哲学的翅膀。《文言》就是“十翼”之一，内容深刻，但有时也显得牵强。
乾卦的卦辞只有四个字：“元亨利贞”，这是算卦界的术语，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吉大利”。《文言》却把这四个字拆开，解释为君子的四种美德。其中，“利”被解读为“利之和”，可能指的是利益的汇聚，也可能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协调统一。
子思引用的另一句话“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出自“十翼”中的《系辞下》，含义同样不容易解释。我们只需要明白，在这样的命题里，利益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发扬德行。在子思的逻辑中，利益并不可耻，反而正是仁义所追求的目标。
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实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目标，为什么要推行仁义？仁义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它的意义在于，只有通过仁义，才能实现丰富而和谐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才是儒家真正追求的核心，而仁义则是通往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
如果继续推演这个逻辑，所谓仁义和利益的矛盾，其实就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是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冲突，是宏大利益与蝇头小利的对立。司马光特意挑选子思和孟子的这段对话，就是为了呼应孟子答魏惠王的那句名言。接着，司马光亲自写下“臣光曰”，指出孟子答魏惠王和子思答孟子，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那为什么两者的说法看起来完全相反呢？因为只有仁者才明白仁义能带来真正的利益，不仁者则无法理解。魏惠王并非仁者，所以孟子才会在他面前只谈仁义，不谈利益。这就是《资治通鉴》中关于孟子精彩亮相的全部内容。
司马光可谓用心良苦，他不仅改了孟子对魏惠王的称呼，还引用《孔丛子》来统一仁义和利益的概念，并且写下评论，指出孟子看似片面推崇仁义、否定利益，实则是因材施教的策略。
司马光如此用心，是因为仁义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宋朝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难题，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定论。
仁义和利益在政治上对应王道和霸道。以宋朝的文化优越感，理应推行王道。但现实是，国家负担过重，积重难返，财政濒临崩溃，这和当年魏惠王面临的问题一样，让宋朝皇帝发愁。
如果新时代的孟子觐见宋朝皇帝，皇帝的问题肯定和魏惠王一样，就像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期待。司马光想表达，追求利益本身没错，孟子和他老师也认可。但只有追求仁义才是一本万利的事，公开求利只会适得其反。谁在重蹈魏惠王的覆辙呢？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司马光对“王”与“君”的一字之改，看似细微，实则是他基于时代背景、个人立场与思想主张的精心考量。从对孟子言辞的调整，到引用文献、加入评论以调和仁义与利益的关系，无不体现着他对治国理念的坚守，以及对当时宋朝现实问题的回应。这一字之差，不仅藏着史学大家的笔削春秋之法，更折射出北宋思想界的交锋与时代的困境，为后人解读那段历史与思想脉络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