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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火车站西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行色匆匆。
我跟在马主任后面，绕过广场，向三附院方向走去，我们趁着周末去参加神经年会学习班。
“桂医生也在郑州呢！咱病房里又少一个人值班，郑主任只能连上48小时了，太辛苦了！”马主任说着，一声长叹。
桂医生的父亲住院了，这事情我是知道的。那天我值门诊夜班，桂医生匆匆来找我，要两个口罩，说是她父亲呼吸过快，防止过度通气用的，我把唯一的一个备用口罩给了她。
一楼急诊室，我看到她父亲正躺在病床上，一直在打哆嗦，心率很快，呼吸浅促。
“叔叔不是确诊肺结核吗？而且病情已经控制住了，怎么又恶化了？为什么还需要手术？”我问。
“她父亲腹主动瘤并细菌感染，还有血管周围脓肿，血培养结果证实存在多重耐药菌感染。在咱们医院，手术不敢做，心胸外科的董主任请北京、上海的专家会诊，专家们也不愿来，都不建议手术治疗，因为风险太大，结果很可能是钱花了，人却救不过来。
“且不说肺结核，老人三十多年的烟龄，还有高血压、糖尿病，饮食控制也不好，还酗酒，经常因为低血糖、酮症酸中毒、昏迷，在咱医院急诊室抢救，都是急诊室老熟人了。
“这次情况更糟，转胸科医院来了，不知道有没有手术机会，即使手术，也是凶多吉少啊！”马主任的焦虑写满脸庞，当然不只是因为科室没法排班。
胸科医院啊！我同学肖主任在，张主任在，王院长在！
“桂医生，你父亲在哪个病区？主管医生是谁？”我立即拨通了桂医生的电话。
“心八病区，”桂医生低低地回答，声音沙哑，“正在手术中，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拨通肖主任的电话：“您好，肖主任，我是……”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那头传来女性的声音：“肖主任正在手术，稍后再给您回话！”
我通过微信把桂医生父亲的姓名、年龄、大致病情发给肖主任。
直到晚上十点多，才收到肖同学的回话：手术置换大血管，清理脓肿，放置引流管，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的感染的确很严重！大家都尽力了。
我连忙把肖主任的回信转发给桂医生。
桂医生说：“只要能顺利下手术台就很知足了。要知道，没有医院愿意接收父亲，没有医院愿意冒风险做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感谢他们。”
术后第四天，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转出重症监护病房。
术后一周，患者转入结核病房，体温稳定，可以吃饭，精神状态不错。
桂医生终于回来值班了，忍不住和大家分享她的大悲大喜：“父亲真的是捡回一条命啊！我们就要放弃了，一家人就等着那一天了，已经不抱希望了。
“后来，王院长和张主任给父亲会诊，他们并没有那么悲观，说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手术可以做。
“当时，我们也找了另外一位业务院长，想请王院长吃顿饭。
“但是，那位院长说，王院长这人很正直，很可靠。他说能做的手术，他就一定尽力做好；他不做的手术，谁说也没有用。
“原来高人在我们大中原啊！心胸外的问题不必都去北京、上海挨班排队了！”
科室里，只剩下一片赞叹声：这群修心的人，牛！
胸科医院对于我来说，其实并不陌生。这群修心人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更不陌生。
三家大医院共同所在的纬五路热闹非凡，医院门口的水晶鱼馄饨店经常找不到位置，附近的病号饭门店前排着长队，大哥提着保温饭盒在寒风中来回奔走……这一切，都历历在目。
只是很多年来，自己一直不敢轻易提起，更没有勇气提笔写起。
父亲二十多年前因为头晕，诊断为“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并关闭不全”，随着年龄增大，头晕、胸闷、乏力症状逐渐加重，日常活动明显受到影响。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父亲就更加难受，父亲不敢独自外出、过马路。睡梦中抢救父亲成了我多年来的梦魇。
十二年前的冬季，我和大哥陪着父亲在郑州各家医院走一遍，想寻求好的医院、好的专家、好的治疗方案。然而，一致的方案就是换心脏瓣膜。
看着强壮的父亲变得瘦弱，走一段路就要蹲下休息会儿，爬楼梯时，爬不到三楼就胸闷、气短。我却从不敢勉强父亲做出保守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的抉择。
因为我很明白心脏手术的风险：手术麻醉意外，术中心脏复跳失败，术后严重心律失常，感染，瓣周漏……
最后，心思缜密的父亲自己决定：手术治疗。
在上海长海医院工作的本家姐姐为父亲联系好上海医院，但是考虑到路途遥远，花费巨大，最后还是选择了肖同学推荐的当地胸科医院。
术前一天晚上，正是圣诞节。病房里一位女性患者放弃抢救离院了；隔壁老刘因为房颤合并血栓形成，上次把一条腿锯掉了，这次大血栓拴在心腔里，生死两茫茫……
大哥心里忐忑：“这里，可以吗？张主任，那么不爱说话，心里有底吗？”
我想起前一天下午，拿着父亲的片子到王院长办公室门口等待术前会诊时的情景：这边，神情坚定自若的王院长在阅片；那边，一群人在门外嚷嚷着：“手术做了，钱也花了，人却没了！这是什么医院啊……”
“大哥，真正可靠的医生是不会说大话的，心脏手术风险大，谁敢给咱打保票呀？相信人家，就让人家做主，给咱爸好好看吧。”
我给父亲买来各种好吃的，让父亲品尝一遍。中午，我坐在病房门口吃一大碗医院餐厅里的米饭。
一位医生路过，看着我说：“你还挺有心情吃饭呢！”
其实我也做了最好和最坏的打算，只是不想让家人看见我的焦虑、紧张和慌乱。
我不吃饭，寸步不离父亲的妈妈怎么吃得下饭？长兄如父的哥哥怎么吃得下饭？毕竟我也是医生，有些事情似乎只有医生能懂。
其实，我在手术室门口焦急等待的时候，看着护士拿着一筐筐的血液进入手术室，看得见血袋子上写着父亲的名字，曾不安地问：“我父亲，他为什么需要输这么多血？有情况吗？”
“心脏手术都是这样子的，需要输很多血，医生不找你们谈话就是最好的情况。”
最后，父亲手术成功，度过危险期，顺利出了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
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悄声说：“闺女，监护室里，住在我对面的老刘是哪个级别的大人物啊？经常一群人给她会诊，王院长每天都看她，张主任也经常守着她。可我呢，只有张主任路过时问候一声，看看我……”
“爸，医生关注您少，是因为您情况稳定，不需要特殊照顾啊！”
我不敢给父亲说出全部实情，包括主任在监护室门口给老刘的几个孩子谈话的内容：肾衰竭、透析、几十万……
半月后，随着一根根术中留置管的拔除，一个个微量泵的撤离，一天天输液量的减少，父亲终于可以由我们搀扶着下地走路，并在春节前夕顺利出院，回家过年。
后来，术后合并的房颤（一种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也消失了，恢复窦性心律。
父亲经常感叹：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
前一段时间，我发了父亲和外孙的照片，转达父亲对张主任团队的感激之情。张主任看到后很高兴，回话说：“老爷子挺精神的啊！”
上次父亲去某家医院复查，彩超室老师惊讶地问：“术后这么多年了，瓣膜功能还挺好，手术在哪里做的？换的是什么品牌的瓣膜？”
“谢谢老师，手术是王院长团队做的，至于瓣膜的详情，我不太清楚，因为一直相信医生的选择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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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荐文编辑：七月默涵
专题主编：七公子小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