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现代化中国”的进程起源，离不开钱粮人马的冲突和盘算-------这句话来自两年前的旧文《钱粮人马中的根本性议程》和《钱粮人马》两篇的总结。这个议题的源头还来自于黄仁宇先生在其著述中反复提到的“数目化管理”这个问题。
在两年之前阅读魏德斐教授《洪业》时，对其书中罗列的数据和表格特别感兴趣。我们平常阅读历史著述更多在意兴亡交替之际的胜负，或是征伐各方中谁更符合“天命所归”的选择。而比较少于将历史中的数据资料放置在表格之中进行对比和观看。“天命”这东西毕竟玄虚，“天命所归”虽然最终落到实处还是争胜负、论输赢。但成为结果之前的天命归属还是要回到战争中的种种实力里，至于“义”或“不义”，那是由胜利者来话事的，旁人要么扬声附和，要么腹内嘀咕！
也是从魏德斐教授的著述开始，我开始留意历史著述中的“数目化”描述。否则看到的历史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和一场不明就里的道义之争。好像“振臂一呼”就能赢了一样。在谁比谁更有道德这个问题上，好像任何人都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但是“数目化”的内容是清晰可见的，所以在《湘军史》的阅读中对于“数目”上的内容我格外留意了一番。
以下所讲述的内容都是说书先生常用的套路，既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是口水。
“现代化中国”的肇始时间按照史家的看法一般定在1840年以后，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叙述，“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这些舰与炮也深深影响了大清国的有识之士。在《湘军史》中有关湘军（包括淮军）的叙述中对于火器的使用就是一个让人侧目的内容，炮-----是一个让人遐想联翩的物件。在早期湘军征战的军备记录中，湘军士兵除了使用刀、矛、弓、箭之外，还有鸟枪、抬枪和火药。抬枪一般为前装滑膛、散装黑药、火绳点火。鸟枪可单人操作，而抬枪属于重型“鸟枪”，须两人操作。装药量、射程及杀伤威力远远大于鸟枪。抬枪一般重约15--20公斤（约30斤重的抬枪制造最为广泛），抬枪长度约一丈有余。发射时须两人操纵，一人在前充当枪架，将枪身架在肩上，另一人瞄准发射。
除了上述两款枪型之外，火炮有劈山炮和开花炮的分别。湘军使用最多的是劈山炮，此炮资料不多，应属于当时的野战炮，火炮重量从40多斤到几百斤不等，使用方式为其前装滑膛、火药猝发铅弹。劈山炮一般装载炮车之上，便于牵引移动。在湘军围攻江宁时期，在《湘军史》中就频繁出现了开花炮这一武器的记载，这种开花炮可能属于克虏伯大炮一类的重型西洋大炮。而太平天国的火器大炮使用并不亚于湘军，湘军在火器的配备上属于后来居上。这一点有赖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艰苦经营。在《湘军史》记录的战史中有两次攻防战中均是命中火药仓库而取得胜利的案例。在曾国藩写就的“湘军练兵歌”中也有针对枪械、火药的训练、保管之法。所以到了江宁围攻时期的湘军已经是一支有模有样的“现代化军队”了。这一点在淮军上体现的就更加鲜明了。我们现在回看一些老照片时，就会看到这一变化。
在太平天国的战事结束之后，刀马已经慢慢退出，而火炮与枪械正在批量配置。当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力战”形态去思考，而是要添加许多我们忽略的器物事实才可以比较接近现场。
在《湘军史》中，对于如何“制胜”，除了陆战之外，还有水战------“制江权”。天平天国攻占了江宁之后，还迅速占领了镇江、扬州。这三个地方互成犄角之势，而金陵、镇江、扬州之间的联系成线有赖于长江水道，并且背靠财赋重地苏、浙两省。所以在《湘军史》中，湘军除了要攻城略地之外，还需要”制水”。而这个“水”就是长江水道。所以在《湘军史》中陆战与水战是并重的，陆师与水师的协同作战是“制胜”的关键所在，而长江是最为关键的战场。但是我们也看到湘军水师所使用的战船只适用在江、湖中使用，且湘军水师更依赖靠数量取胜，而不是战船的质量和体积。这种战船是不适用在外海游弋的，在咸水、淡水之中，船的材质与构造是有所不同的。
《湘军史》中有意思的地方还是在于军队建制和人数的说明。这也是让我最为生疑的地方。在湘军战史的记录中，对战一方太平天国的人马数量记述往往是“十数万之众、旌旗蔽日”或是“人马行走六昼夜不停息”或是“连营数十里”之类的语句。而对阵的湘军则有明确的人数说明。如果按照书中描述的人马数量来进行对比，湘军的许多战役往往是“以少胜多”、“以寡胜多”。在交战双方人数上出现的不对等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一点让我怀疑大清的这些臣子们在奏折上的文字功夫的确了得。若不是“贼势甚炽”，怎么能“扩勇成军”呢？而对于太平天国的军队而言，这可能与天平天国中兵丁与民众不分的缘故有关。除了正常的士兵之外，更多的应该是随行的家属与民众。这一切在大清方面均纳入“贼众遍山”的计算当中。而且对于天平天国的历史记述中“数目化”记录往往是模糊的。不论是人数还是军备，莫不文笔渲染一番。否则战功岂不显得小气了许多！
湘军的兵员数量甚难造假，因为这与粮饷有关。所以在《湘军史》中记载的种种战纪中，“以少胜多”是最常见。这也造成了阅读湘军战史中常常生出一些“艰难经营”的感慨来，更容易对于湘军的强悍风格得以形成作了铺垫。不过在《湘军史》中对于各路军系的人马数量进行的“数目化”描述这一点尤其难得。终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支“现代湖军队”是如何从粗略一步一步走向精细。也终于看到战争的胜利不仅仅依赖“义”与“不义”的区别，更是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战术训练、协同作战上已经分出胜负了。
任何一场战争的胜负都不是事先讨论“义”与“不义”的才来决定的。而拼的是钱粮人马。有钱，才能打仗，而且要花许多钱的。在《湘军史》记述围攻江宁前期的战史中，最常见的败因只有四个字：粮饷两绌。这四个字让我想起在《洪业》中罗列的那些数据表格的重要性。在“粮饷两绌”的后面，往往跟随着“部属哗溃”这个现象。这些地方阅读起来非常之耐人寻味。
我们可以想象一支成建制的军队布防之后，还未接阵，就已哗溃。更有甚者溃军还可能投入敌方阵营。在《湘军史》记述的战史背后，粮与饷是一件天大的事。无粮无饷，任是孔明翻生，都无可奈何。所以在《湘军史》中曾国藩在祁门大战结束后，设置了粮台转运是为关键的一步。筹粮筹饷才是曾国藩最先梳理的制敌之道。真真应了那句俗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有钱，就没有人愿意卖命。没有粮，没有人愿意饿着上战场。也就是从这一关键设定开始之后，曾国藩的运气来了。对弈双方的态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粮台转运这一方法，我们可以看成是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后勤补给。
钱和粮，都有了。才有人肯打仗，能打仗！
在大清国的历史中，乾嘉时期财政状况一向甚好，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户部库存积储银多达7000余万两（王庆云《石渠馀记》），但是嘉庆朝历时九年的白莲教之役，军费开支耗费2亿两白银之多。此后财政一直一蹶不振，渐成拮据之势。而到了1850年天平天国一事起，赋税重地江南腹地渐次失去，银子更成为难事。据光绪四年出版的《湘绮楼日记》中有说：大清国平定捻军时花费一亿七百九十万两白银，九百万贯铜钱和纸币七百万两。平定太平天国时花费更为惊人，达到了两亿八千万两白银，铜钱八百八十万贯，纸币七百六十余万两。同时这些军费的转运和发放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仅仅每月用于军事的转运费就不低于三十万两银子。曾国藩也是任职两江总督之后才逐步解决粮饷统筹的问题。按照以上财政的情况，我不相信太平天国的军队单单依赖信"上帝”就能支撑十几年时间，我也不相信太平天国的士兵单凭“精神胜利法”就能对战。有关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情况没有史料说明，但对照湘军，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天国的“天京”被围困达十年之久，湘军围攻破城之后劫掠三日，曾氏奏折上报称“圣库”一无所有或许是实情，难道太平天国的军队打仗不花钱吗？
有关钱粮人马一事，其实是贯穿整部《湘军史》，没有钱粮，就没有人马，也就没有这些事功。在所有的大义选择面前，钱粮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湘军而言是核心，对于太平天国来讲，也是一样。谁也没有比谁更高明一点。没钱，没粮，整军哗溃。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我们都是食人族》中这样说：“无论是往昔还是今日，人类始终相同。任意地消去十个或是二十个世纪的历史，也不影响我们对人性的认识”。
在这部《湘军史》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谁胜谁负的热闹，也要依然认识清楚湘军与太平天国对战的过程中，除了敌前角力之外，还有敌后运营的筹谋。在诸多历史叙述中，我希望少一点对于“精神胜利法”的喧嚣鼓噪。不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都不能凭借“上帝”与“神功”赢得最终的胜利。那些表面上的功夫不能代替历史的选择和走向，而这些内容也终将成为在历史记录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部分内容。而那些看似有些铜臭气的有关“钱粮人马”的叙述或许才是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根本性议程。也正是这些“算盘珠子满天飞”的计算中，实力才会显示出威力来。
历史叙述中有关“记账本”的添加不是中国历史中固有的叙述手法，这一方法来自西方学术中的视角和视野。而正是这些帐目带来的“数目化”管理的分析方法，才让我们得以看到历史叙述中“时与势”的相互转化之道在基础性、根本性问题中是如何发生、演变和延伸的。这一点正是魏德斐教授在《洪业》中给予的启示，在《湘军史》的阅读中开始发挥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