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那天，去一个姑姑家拜年。姑父跟我聊起他年轻时候的事，时间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
他对那个年月的记忆只有一个字：饿。“吃不饱饭啊！”这个跟我父亲的回答是一样的，我看过很多作家写了文字回忆那段岁月，浓缩成一个字都是“饿”。“所有人吃大队食堂，锅碗瓢盆都给你没收了，吃饭就吃大锅饭，那时候，谁家要敢偷偷开小灶，会被抓去批斗。”“哪怕是晚上关起门来下碗面条，村里人都能闻见：‘咦?！这谁家偷着下面吃呢！’”
“其实麦面也吃不上，地里长不出东西，收了麦还要交公粮，到农民手里没有多少。”“经常是青黄不接，今年吃的是明年的麦种子。”“红苕叶、苞谷面，那个时候都是好东西，还有吃麸子呢！人跟牲口抢吃的。”“想养鸡吃鸡蛋那都不可能，不准你养，不然批斗你。”
“那时候的娃娃到焦庄中学上课，路上都有附近村里的人劫呢，也不抢，就是挡着娃，给娃要吃的，一个馍都行，没办法么，吃不饱。”“吃不饱还不敢说，你要敢在村里说‘社会主义让老百姓吃不饱饭’，马上就把你抓了。”
“农民吃不饱，但是公粮一颗都不能少交。”“那年月，苦太太。”
奶奶曾告诉我，伯父那时候上中学，每周的干粮就是一布袋红苕，没有粮食，只能吃那个。根据季节变化，田野的野菜都能拿来充饥，荠荠菜、榆钱花、苦蕖、刺厥、马齿苋等等，用《舌尖上的中国》里的一句话旁白：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我父亲不吃烤红薯，现在一到冬天街巷里都能看到卖烤红薯的，他从来不吃，说是小时候吃太多，把胃吃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