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个被道义束缚的“牺牲者”
——《鸿门宴》系列评讲三
//行言
在此，我默默读着《鸿门宴》，眼前不断浮现着项伯的形象。
我想为项伯送上一份这样的名片——一个被道义束缚的“牺牲者”。
项伯为报张良之恩而不惜违抗军令私见张良，其相救之心迫切而
真诚，其胸中涌动的是朋友之义，这时的项伯担的上“义士”之称。接下来，如果他能拒绝张良代刘邦发出的邀请而告辞回营，其罪行只会限定在泄密的层次上，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事实是，他碍于友情而没有拒绝刘邦的相邀，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为他之后所做的护刘行为埋下了种子。
项伯的智慧肯定不高，政治决断也不行，既不能从纷繁表象中如范增那般以大智慧看透刘邦的本质，也不能果断割掉对来自敌方阵营中谋士张良的信任，以致敌我不分，为敌所用，倒行逆施，成为刘邦的救命稻草。所谓“君子可欺之以方”，我看，在项伯的身上，也是可以体现的，对那些自命为义士的人，如果城府不太深智谋不太高的话，是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法来欺骗他，使之深信不疑的。
所以，当项伯对刘邦之忠于项羽深信不疑后，又因刘邦攻占咸阳城的丰功伟绩，便从更高的道德高度来看待了杀刘邦的后果，于是更加越发地阻止项羽行杀刘之不义的失民心之举来。
文本中，项伯在向刘邦做了许诺后，乘夜返回楚营便又马不停蹄地面见项羽“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将其夜访张良以及见刘邦并刘邦的辩白之理由一一都向项羽作了坦白交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项伯的坦荡与坦然，这与他夜见张良时鬼鬼崇崇大不一样，可见，此时的项伯已被他将要做的自认为是正义之事激励的热血沸腾，大有视死不顾的直谏的忠臣之风，也正是基于此，我说项伯对项羽是忠心的，项伯此时也是坦荡磊落的，也唯有心怀坦荡之人才敢于正大光明地将其所做之事原委细细道出，相反，那些心怀鬼胎，做下亏心事的人，才不会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所做所为，由此，也正可以验证出项伯在被刘邦、张良成功说服后，已将他的护刘、替刘辩言、阻止项羽亚父杀刘完全地当成了绝对的正义之举，他的阻止，是为了避免项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等荒唐行径而被天下人耻笑。
张良的“欺之以方”，成功地赚到了项伯，使项伯成为了鸿门宴中不断和亚父叫板，一次又一次地保护刘邦的最强力量，而且，最妙的是，那项伯还深陷其中，始终认为他的一番做为都是为了项羽，为了整个项氏事业，即便为此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因为，这是他项伯心中认定的道义！没见张良之前，项伯是坚定地站在项羽的立场上坚决支持项羽攻打刘邦，他去见张良，也仅只为了张良一人而已；见到刘邦之后，听了刘邦、张良的解释，项伯完全相信了刘邦对项羽的忠心，入关咸阳只是个误会，既然刘邦先破关而入是为了替项羽扫清入关障碍，既然刘邦“籍史民、封府库”以待项羽，又为项羽而派兵把守关隘防备盗贼，那么刘邦就是有大功之人，对项羽顺利入主关中咸阳是首功一件，就应该“善遇之”，而不是“击杀”之，否则将是“不义”之举，失天下之民心。可以说，这时的项伯已然对项羽的举措有了不同甚至是反对的看法，但却仍然是坚定地站在项羽的一方忠于项羽，只是他项伯从“义“字出发，以“道义”为准绳，从民心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却从不去考虑范增坚决斩杀刘邦的理由，也根本不会从“天下”格局的角度来理解范增，而以其狭隘的视野格局和所谓的道义来束缚着自我的认知，成为了刘邦、张良手中用来对付范增、营救刘邦的一张王牌，被刘邦、张良所利用而毫不自知，成功地为自己在“鸿门宴”这一精彩故事中闯下了“内奸”的“赫赫声名”，令后人扼腕叹息！
其情之可悲，呜呼哀哉！
真的，当真是为项伯叹惋！
如今，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楚汉战争那段历史，历史以它无可争辩的结果向后世之人证明了项伯的倒行逆施和范增杀刘邦的正确性。所以，我们不能说项自出于忠心项羽的思想而就应该去配合范增斩杀刘邦，否则就是“奸臣”，也不能说项伯破坏了范增的计划就认为项伯不忠于项羽，归根究底忠与不忠是要从内心去挖据从动机去衡量的，那么，从内心与动机来说，项伯的出发点或者说本心是忠于项羽忠于项氏集团的，只是在他的思想境界、格局和眼光下带来的意识行动本身却在客观上有助于刘邦而已，我们只能说项伯是被刘邦张良所欺骗并利用了的可怜之人，而更可悲的是，这项伯还迷失于刘、张二人给他编织的所谓“正义”之中而甘心情愿地为其保护，到了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向人道谢的程度，追究这个根源，我认为是项伯被他自身心中所遵循的狭隘的道义所束缚，才成为丁刘邦、张良政治集团的得力帮手，为刘邦成功脱险而立下汗马功劳的，也由此而为楚汉战争这一序曲画上了“精彩”的一笔，也难怪会被后世人标为“内奸”，其真的是好心帮倒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儿。
所以，一切的一切，这使得项伯在鸿门事件中背负了千古骂名的“内奸”头衔，牺性了自己一世英名一生清誉的根源，正是他心中认定的那个道义！这是一个被道义束缚的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