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学视角——社会如戏
我们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以此获得自我形象和身份。但是，社会也需要得到许多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承认，否则它就不能存在。
实际上人能够对社会说“不”，而且他们常常就是这样说的。然而，倘若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可能就会遭遇令人不快的后果。人们甚至想都不去想把“不”付诸行动，因为他们把服从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在制度里生存的性质也许是他们唯一敢于想象的身份，其他的选择似乎是发疯。
社会为我们提供了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安然无虞的世界”）；在这些结构里，只要我们遵守规则，我们就能够得到保护，就不至于受到生存境遇终极恐惧的威胁。“安然无虞的世界”给我们提供常规和仪式，通过这些常规和仪式，我们遭遇的恐惧被组织起来方式使我们能够平静地去对付它们。
换句话说，效用话语和审美话语这两个世界严格地说是不能比较、不可通约的。
现在我们回到上一章结尾的论点，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与社会合作以便使我们被社会禁锢。
历史上的任何事情无不与过去存在千丝万缕的朕系。
没有一个社会结构在黎明期就是庞大无比的，无论它现在看上去是多么的庞大。它的每一个主要特征总是在某些历史时刻由人一个个创造出来的。
社会是客观事实，社会压制甚至制造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有意义的行为支撑着社会大厦，有时还协助改变社会大厦——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两句话包含了关于社会存在的悖论：社会界定我们，又反过来被我们界定。
我们这里要考虑的抵制这种确认的几种手段是：变革、超然和巧妙利用。
实际上，我们审视革命时发现，总是在反抗旧秩序的外在行为出现之前，内在的顺从和忠诚就已经瓦解了。
不承认社会规范、反对社会规范的定义总是具有潜在的革命威力。
倘若你不能改变或破坏社会，你可以在内心深处采取退让的姿态。超然的态度是抵扻社会控制的办法，这样的处事态度至迟始于老子，斯多葛派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抵抗的学说。他们退出社会舞台，隐居到自己的宗教、思想和艺术领域里，进入自我流放的境界，但他们依然承载着起初在社会里获得的语言、身份和知识储备。
在修筑城堡的过程中，这座城堡的精神气质与其说是由周围社会体系的意识形态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堡主自己决定的。如果有同道与你共筑城堡，你确确实实可以构建一个“反社会”的城堡，它与那个“合法”社会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顺便指出，到了那样的境界，超然出世的态度产生的心理压力就会降到最低限度了。
这样的“反社会”建立在偏离常规的、超然的定义上，其存在形式是宗派、异教、“核心圈子”或其他群体等社会学家所谓的亚文化。
借用卡尔.梅耶尔的话并略加变换，我们就可以说，亚世界是社会这个汪洋大海里由偏离常规的意义组成的孤岛；梅耶尔用这个术语令人信服地描绘了宗教派别的社会性质。
上文对“策略”艺术的探讨使我们接近于逃避社会暴政的第三种方法，即巧妙利用的方法。
人有聪明的办法来绕开和颠覆最精巧的社会控制系统，这样的机巧能够矫正社会压抑，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你几乎就会得出一个危险的结论：社会首先是一场骗局。
戈夫曼的“角色距离”这个概念可以推而广之，用于外在角色和内心身份不一致的一切情况。换句话说，形为者在他的意识和角色之间确定了一个内在的距离。
“角色距离”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牵线木偶小丑变成了舞台上活生生的侏儒，木偶剧场变成了活生生的舞台。
让我们重申上文的断语：一切革命都是从意识的变革开始的。
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个有用的概念——游离。这里所谓的“游离”不是神秘而异常的意识强化，而是其字面的意思，即置身局外或步出理所当然的日常社会时的那种感觉。
个人在生存境遇中从一个世界跳入另一个世界时的感觉。然而，即使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世界间的交替，我们也能够和自己的世界拉开距离，采取超然的态度。一旦个人不必用内心的投入去扮演角色，一旦他开始刻意和假装地扮演角色，扮演者就进入了“游离”的境界，就忘记了“理所当然的世界”。
卡尔.曼海姆认为，“自由悬空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既得利益几乎没有任何瓜葛的知识阶层）是这种解放了的意识的最佳载体，有人或许又会对他这个观点持不同的意见。然而，毫无疑问，某种思想训练与活动是能够通向这样的“游离”的境界的。
在那些论述里，我们最接近自由的表述仅仅是说明在某些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社会控制的自由。
他们在制度里生存的性质也许是他们啥一敢于想象的身份，其他的选择似乎是发疯。
“自欺”是人类自由的阴影。它逃避这种自由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谈及社会角色对自己的期待时，凡是说“我别无选择”的人都是在“自欺”。
萨特以如椽之笔描绘了“自欺”在反犹分子这类人身上最恶劣的表现。反犹分子疯狂地把自己和一些神话身份画等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剥夺了自己对自身自由的了解。于是，人性就成了没有自由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既然社会的存在形式是由社会角色组成的网络，而且每一个角色又可能成为扮演者逃避责任的长期或暂时的借口，我们就可以说，欺骗和自我欺骗是社会现实里的核心问题。这不是社会的偶然性质，不是靠道德改造或其他手段就可以根绝的现家。社会结构里固有的欺骗是社会运转中存在的必然现象。只有社会的虚构因素被赋予本体论的地位时——至少在部分人部分时候这样做时，社会才能够维持下去；这么说吧，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迄今为止所知的人类历史上的社会才能够维持下去。
社会给个人提供了一种庞大的机制，使他看不见自己的自由。正如个人的“自欺”一样，社会有一个集体共谋的“自欺”属性，但这个社会属性正是依靠社会而存在的自由的可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自欺”的理解未必使我们把社会看成是浩瀚的幻觉王国，而是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存在的悖论性质和极其不安稳的性质。
海德格尔本人引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认为它以最佳的文学形式表现了面对死亡时的那种非本真的态度。
一切过渡礼仪都说明了社会的防御功能。生的奇迹、欲望的神秘、死亡的恐怖——这一切都被精心掩盖起来。在这些仪式小心的引导下，我们跨过一道道门槛，遵循着一个自然而然、不言自明的序列走过人生。我们来到这个世上，都有欲望，都必死无疑；有了这些过渡礼仪之后，我们都可以受到保护，不至于因为这些事件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受到困扰。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非本真观念的落脚之地。
梦醒者回归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呢？这是社会构建的世界的现实，是那个“安然无虞”的世界的现实。在那个世界里，形而上的问题是可笑的问题，除非它们在理所当然的宗教仪式主义里被捕获、被阉割了。
社会赋予我们名字，因此成为我们防御虚无的盾牌。社会给我们构建了一个世界，让我们在其中生活，使我们不受周围喧嚣的影响。它给我们提供了语言，提供了使这个世界可信的意义，提供了众多声音的平稳的合唱，这样的合唱强化了我们的信仰，同时也强化了我们潜隐的疑问。
我们将在这个略有变换的语境里重申上文对“自欺”的论述。用海德格尔的“人”的观念来看，社会是生产非本真存在的共谋——这样说不会错。
社会既可能是逃避自由的借口，也可能是获得自由的机缘；同理，社会既可以埋葬我们的形而上求索，也可以提供形而上求索的形式。
“游离”既有社会学的意义，也有形而上意义。
自由以一定程度的意识解放为前提。
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相当舒服的洞穴，我们可以和同伴蜷缩在洞穴里，给自己擂鼓壮胆，用鼓声淹没黑暗中传来的豺狼虎豹的嗥叫声；而“游离”是走出洞穴、独自面对黑夜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