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我的理解】必须了解本章对话发生的背景事件，才有可能理解孔子和弟子们到底在说什么。当时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正留在卫国期间，卫灵公死后，立了孙子辄为国君，辄的父亲蒯聩当初因为与灵公妻子南子的冲突，出奔国外。灵公初丧，出公新立，晋国在这个时候把蒯聩送回来，实际上是趁火打劫，要搞到卫国内乱，报当初齐卫联盟攻晋的仇。卫国怎么应对的呢？拒绝蒯聩回国，派出军队把蒯聩围在了戚这个地方。这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初让蒯聩回国，他是真有心夺位的。因为在他儿子辄继位十二年后，蒯聩竟然还回国夺位。蒯聩有一个外甥叫孔悝，当时在卫国是一个大臣，他并不支持蒯聩夺位，但是孔悝的妈妈也就是蒯聩的姐姐，却设计胁迫孔悝帮助蒯聩夺位，这次事件中，孔门弟子子路为了搭救孔悝大夫，被剁成肉酱。不得不说，孔门师徒，与卫国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回到本章中的事件，卫国面临晋国趁机搞事，做出了拒绝蒯聩回国的决策，这个时候冉有问孔子会不会帮助卫君（也就是辄），这问的就是国家危难与人伦道义相冲突时，孔子会怎么做决定。有人认为这里问的是孔子要不要做卫国国君，我认为这个解释有些偏颇。因为其一，孔子真要做卫国国君，不会等到辄继位才动手；其二，在晋国趁机搞事，内有辄，外有蒯聩的时候，孔子怎么会考虑做卫国国君呢？岂不是引火烧身，人家本来父子矛盾，敌国矛盾，一下子全都会转到孔子身上来；其三，孔子一生心系鲁国，最终也回到了鲁国，他的仁义道德决定了他根本不会有篡夺别的国家君位的想法，他的政治智慧也不会允许他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档口，要做卫国国君。这么显然的原因，他的弟子自然也能想到，不会认为孔子要做卫国国君，而只会考虑当此之时，要不要帮助卫辄拒绝他的父亲。
子贡问的很委婉，他用了伯夷叔齐的例子，借古喻今。为什么这两件事可以比拟呢？我们来看看两件事相似之处。商朝末年孤竹国君要立三子叔齐继位，叔齐不干，认为长子伯夷才是名正言顺的继君，他就跑了，结果伯夷认为叔齐是王父任命的，他也不干，也跑了，最后孤竹国只好立了二儿子为国君。卫国这边，先是卫灵公逐出了自己的儿子蒯聩，又立了蒯聩的儿子辄为继君。相似之处，就是蒯聩与伯夷一样，是人伦道义上的继任者，辄与叔齐一样，是国君的任命。相似之外也有不同，那就是伯夷叔齐自愿放弃君位，蒯聩与辄却争着要做国君。
那么子贡拿这个来问，问伯夷叔齐怨不怨，这个怨字，作为埋怨或者后悔来解释，都说得通，在此不做过多的训诂。倒是怨的内容值得探讨。子贡问的到底是两人放弃君位有没有后悔，还是两人最后宁死不食周粟有没有后悔呢？我认为，应该是指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这件事。因为下文求仁得仁的含义，与让出君位不相干，两人让出君位，无所谓仁与不仁，但是两人不支持周武王以下犯上，弑君夺位，确是是出于仁的考量。这从他们拦住周武王的问话可以看出：“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最后一个疑问，这样的背景事件，这样的历史典故，孔子要不要帮卫君辄，以及，为什么认为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就说明孔子不会帮助卫辄？我认为可以从伯夷叔齐最后的吟诵中获得一定启发：“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什么意思呢，孔子实际上会认为卫国也好，晋国也罢，时事如此，都是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罢了。所以他不会帮助卫辄去对抗自己的父亲蒯聩，也不会帮助晋国趁火打劫，心中所想，正是伯夷叔齐那样，真要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上山采薇，饿死不悔。换句话说，在尽人臣之责（当时孔子毕竟还在卫国做“公养之仕”）与人伦道义之间，孔子选择了人伦道义。
经此一问，古人注解就提到，其实二贤（冉有、子贡）已经在策划孔子回鲁了。这与我们的推理也比较一致。
【言语意旨】冉有、子贡不清楚孔子在当时的事件背景下，会怎样处置，所以就去问孔子，孔子的回答，教导了弟子要坚守道义原则。进一步说，人臣之责与人伦道义发生冲突时，要让位于道义。
【知行合一】有的人从话术角度解读本章启发，我也颇为认同。在经史典籍中，借古喻今来劝谏的例子，有很多，我也不再展开引用。
我想本章引导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身处道义冲突之时，必须做出抉择，否则会导致对自己不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如果有不义手段可以苟活，我们到底是选择苟活下去，还是坚守道义而死？这个答案看起来显而易见，但真正能做到伯夷叔齐那样求仁得仁，死而无怨的，又有几个呢？难在无怨。
很多事，不至于生死一念这么极端，我们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面临着很多的抉择时刻，大多是利益驱使和内心道德准则的冲突，甚至有时候，还不是个人利益与道德准则的冲突。在这一类冲突中，到底能否求仁得仁，失而无怨，才是本章给我们的真正启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