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周三值班时，在操场的角落，我发现了“两对儿”特殊的学生：没去上晚自习。干什么呢？其中一“对儿”是面对面地站在双杠边谈笑，那个女学生嘴里含着一块棒棒糖，我在批评她的时她也竟然不吐出来，直到我大声地呵斥时，她才吐到墙边草地上。另一“对儿”是躲在食堂外面的阴影中相互搂抱着坐在一起的，直到我走到他们面前他俩也没站起来。我的火一下子上来了，起了高腔后，他们才慢吞吞地站起来跟我去了政教处。
不知为什么，其他值班的老师也向我反映说现在这种情况好象是比以前多了，但具体原因去没有探讨过。这类学生就是典型的“问题”学生。现结合这些“问题”学生的教育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个人意见。
一、要树立转化教育的观念，千万不要往校外推。
这种“问题”学生在任何一所学校存在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因此就认为学校教育失败了等等。实际上，随着独生子女学生年占比不断上涨，随着社会民主程度的进一步增强，随着公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逐步提高，特别是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生活方式逐步深入人心，这种“问题”学生只会越来越多而不可能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人的本能，独生子女天然地缺乏与同辈人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缺失必然要有所解决才行，你不让他明着来，他就暗着来，这是客观规律。
可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技术的发展却一方面使个人的权力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让人与人之间良莠不齐的（有时甚至于是丑陋的、罪恶的、血腥的）交往现实毫不保留地通过网络呈现在辩别力尚没有完全成熟的学生面前，这就客观上起到了引诱这些模仿力、好奇心极强但自制力较差的学生的效果，所以，不但“问题”学生的数量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会呈现增加的态势，而且，出现的“问题”将呈现类型的多样和程度的加强，这是我们每一个从事教育的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综上所述，这种“问题”学生的出现、增加，有社会的有家庭的有学生个人的有学校的等各方面原因，因此是个系统工程。但我们教育工作者决不能因为这是系统工程而等待外部环境好了之后再去履职，实际上我们应该在大环境没有改变之时或者正在改变的过程中就要着手用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理由有二：第一，社会是有分工的，我们既然选择了从事教育工作，那这些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任何拖延、推脱、抱怨等除了说明教师的职业道德意识不强之外，实际上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有些教师根本没有能力来处理这种问题；第二，我们可以反过来讲，正如如果社会上的人都不会生病那医生也就没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一样，没有了“问题”学生，我们的教师也就分不出优劣高下了，好教师不仅仅是好在能把优秀生培养成才，也反映在能把“问题”学生的问题给圆满解决上面，只有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孔子的伟大，不仅仅是有那七十二贤，更重要的是他有弟子三千，是他把教育从贵族的专利扩大至庶民，这才是他的伟大所在。就算当代的魏书生也是这样。实际上，大多数人一谈起重点高中的升学率高时往往并不佩服他们，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借助政策的偏向而占用了相对优质的教学、教育资源，因此根本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地方。
所以，换一个观点，遇到了“问题”学生，不是我们“倒霉”，而是上帝对我们的偏爱，上帝又给了我们一次锻炼提高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做到每一次都相对成功的话，那我们的水平就会在不断地提高。
二、要改变单一的育人标准，着力培养健康合格的公民。
中国建国以后的教育先是跟着苏联老大哥，后来又学习美国的东西，老实说，我们现在是提出了素质教育这个东西，但喊了二十多年，高考没有根本的改革，所以育人的标准实际上仍是单一的，那就是从古而来的“学而优则仕”。
文革以前，毛泽东主席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化论述。马克思的观点就是今天，在西方，也有许多学者认为那是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最科学的阐述。正因为如些，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直到今天在许多领域还是这些人在支撑着。那个时候的育人标准应该说还是有许多可以肯定的东西的。文革中什么都乱了，最坏的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全盘否定了，这是中国文化之痛。文革一结束，面对千疮百孔的政治经济形势，当时我们采用了比较猛的“药”，一个恢复高考就把扭曲了的人才观给转了过来，但刹车过猛导致了人们对高考的片面追求，以致于虽然国家高校规模成倍地增长，但人们所认定的成才标准却仍是“优”这个档次。这样的育人标准，实际上是培养封建时代的“士”，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干部或者说是领导者管理者。尽管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需要领导者和管理者，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把当干部当管理者作为成才的标准，那这个价值观本身就有问题。显然，如果大家都来当管理者坐办公室的话，那谁来供我们吃穿住行？
所以，有必要把成才的标准改一下，那就要从教育上开始，把育人的标准恢复到科学的轨道上来。
第一，要培养具有平等意识的人。社会发展到现在，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果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话，或者仍然有人认为自己比别人高贵或卑贱的话，那这个社会顶多是个后封建主义社会。固然在市场经济社会，可以以一个人创造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但就人性和尊严来说，没有那一个生命比其他的生命更有特权，一个个人能力大的人对社会贡献的多，不仅要看他的经济创造值，更要看他对人性的弘扬。如比尔盖茨，如哈佛，如李嘉诚，如邵逸夫等等等等，这种人才是人类的真人，我们感动于汶川地震时那位无名的乞丐的捐款，我们蔑视当时那些为富不仁者，其实都是要人们树立一个平等的意识。
具体到我们的教育上来说，那就是学生能成子路就成子路，能成公西华就成公西华，如果他实在不能扬名立万儿，那只要他能尊重人生，尊重生命，能够靠他平等的意识，不以剪窗花、吹弦歌为耻，而是靠此生活快乐就行。
第二，我们要培养学生有法律意识。这是平等意识的最基本要求，但我们有时恰恰做的刚刚相反。比如我们学外语，中国学生是先学语法，结果呢，活生生的语言被语法分割的什么都不是，中国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大学，平均用在外语方面的时间有多长？可效果呢？这就是问题，我们总想学外语就要成为外语专家，可有这个必要吗？所以，目标定的太高反而不好，我们当然需要雷锋、孔繁森，但我们更最需要的是一个个守法律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我们要大大加强职业意识的培养和培训。我们传统的教育目标是当管理者，但管理者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现在缺少高级的技术人员。据说，日本的高速铁路准点程度是以秒计的，也据报道，英国的法拉第本身就是一个学徒工，先工作先有工作实践这才是正理，所有的职业都没有贵贱，这个观念我们的教师要首先树立，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要大力提倡，如果我们再提“学而优则仕”，那我们只能向联合国派官员，向世界各国派官员了，这有利于和谐世界的建设？这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以上三点，对我们转化解决“问题”学生而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不转化这个观念，“问题”学生的解决就没有根本出路，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教师的观念问题。
三、走进学生内心，提高教育效果。
育人观念的问题解决以后，如何转变“问题”学生，如何使他们走向自已人生的快乐之旅这些纯措施性问题就好解决了，有人说，只要想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
1、要宽容。学生的问题，特别是高中学生的问题，往往时间久了程度深了，学生自己也习以为常了，其形成往往与高中教师没有多大的联系，这个时候，教师就不要切之太急，以防逆反心理形成反倒增加解决难度。相反，有时宽容一下，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也可能有些问题就自然消失了。
2、要用情。要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关系，等学生信任你时才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教师要管理学生，但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一看到就立马要求学生立即改正，只有当你与学生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之后，深层的问题才能触及才能尝试去解决。实际上，当这种真正的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往往是学生自己都找你来倾诉了，许多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3、要迂回。“问题”学生往往是“身经百战”的，他们在与教师、家长的长期“斗争”中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防范意识，因此，教师千万不要打所谓的“歼灭战”，更不要动不动就来“大决战”，而要善于开展“游击战”，化大难为小难，积小胜为大胜，不可操之过急。
4、要多组织活动。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如果以考试成绩来论，班里的“好”学生早已有定论，但我们这一个班六七十号人，就只有那个第一名是“好”的吗？我们为什么不可有六七十个“好”呢？这个社会并不是只学习好的才有出路，多少将军当年学习一定优秀？多组织活动，让每个人都有展现的机会，让他在班级这个团队中有生存的价值和尊严，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