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在文中好几处都说到中国文学的断层。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好比醇香的酒，在大唐时最为浓郁，后来忘了盖盖子，酒气渐渐散光，到五四基本没有酒气了。从《诗经》开始，到屈原，到唐诗的辉煌，宋词的婉约，明清小说的细致，而到五四几乎全断，过了十年浩劫，断光。刚开始听到这个论述其实是有点难以理解的，不过听他慢慢一个一个梳理过来，突然发现那些熟悉的名字开始变得陌生，那些尘封的历史就跟看其他文明的资料差不多，不熟悉也不觉得有关联。
断层不仅仅是从字面上的意思，五四开始，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在书写上追求革新，摒弃“我手不写我口”的白话文，甚至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全盘西化，引进字母，割除方块字。幸好当时没有做出这种激进的举动，否则那就不是断层那么简单了，是另起炉灶了。
木心认为，在五四中，提倡新文化运动是好，但是不够透。西方的东西没有学好，自己的东西没有了解透，变得不中不西，再经过淘沙式的几十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是没有根基的领养儿。用一个浅显的比喻，木心说，让一群文化学者聚在一起，看谁能做个绝句、律诗，估计都要面面相觑。
前几年季羡林去世，网上一片哀嚎，说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仙逝，惋惜不已。但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音却被淹没掉了，就是把季老放在语言学家的位置上，而非一位拔高，这一点连季老自己都说过。从季羡林的文化成就来看，确实如此，他的语言学功底深厚，但是这跟国学还是有差距，就从一点，想到那一个时代的国学大师，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都如雷贯耳，但季老的著作，反而显得少众。没有大师，硬造偶像。只能显示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缺乏，荧光棒都能当香火使。
木心的担忧和惋惜，不仅仅是对缺乏文化传承，更多地是从横向对比来看。我们在19世纪遭受的挫折，大部分当事人都认为是技术的落后，因此提出种种强国之道。改良、革命，不一而足。而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文化的落后，吕思勉就认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前进，都是由文化所决定。不知过往，难以向前。但就跟青少年的叛逆期一样，总想着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尤其是受到一点点刺激后，更加暴躁，想着全面推翻重来，实在幼稚。
现在好像又有另一种趋势，开始翻阅那些诸子经典，开设国学课程，念《三字经》，回头找补。这种风气不知是否为好，且不论这些教育和当年是否有一致性，但要想借此能够衔接上断了的文学、文化，只能寄希望于这一批受到新国学教育的孩子们长大能够有所作为，而这估计又要等上几十年，甚至更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