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为中国当代作家莫言重要作品，出版于2009年，《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该书秉承了作者乡土文学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

“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莫言如是说。在他的笔下，人物没有绝对的善，也不是绝对的恶。人性是有灰色地带的。而《蛙》就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小说。

《蛙》的设置和处理超越了大多数中国作家处理乡村题材时的沉重现实笔法和无奈感，而指向了后现代式的狂欢、荒诞和黑色幽默，是较时髦的写法，有潜力改编为电影佳作。莫言把握文字、调动意象、杂糅元素、构造场面感的能力甚强，全书仿佛一台大戏，以淳朴又带愚昧的乡村为平台，上演计划生育的高压与无奈；民间风俗、历史、人际关系和迷信仪式；姑姑从接生到计生再回到接生的人生波折；主角蝌蚪的情感故事这四重奏，点缀以光怪陆离的魔幻场景和比附，最后以支离破碎的话剧、不伦不类的谎言和赎罪收场，书信是写给抗战中曾占据高密县城的衫谷将军的儿子，恰恰是一个让书中人带有复杂情感的诉说对象。不过其他元素，比方说代孕这个话题，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略有些显得喧宾夺主，故读起来可能难以把握其反思力度和晦涩语言下的责问主题。

    莫言的这部小说从其题目开始就值得仔细玩味。“蛙”只是一种生殖力旺盛的水中动物，同时又与“娃”同音，象征幼小的人类生命。在小说中，姑姑晚年对蛙的恐惧，源自其内心深处对自己扼杀的两千多条娃娃生命的忏悔和不安。除此之外，“蛙”又与造人和生育之神“女娲”的“娲”同音。在计划生育作为既定国策，控制生育完全合法的情况下，身为作家的莫言无法直接批判这一政策，而只能通过这种传统神灵的隐喻来唤起施恶者内心的道德自省。于是，年轻时不断扼杀“娃”的姑姑，晚年却成为了生育之神女娲的代言者，不断制作送子童子，寄托于生育之神的慰藉。这样的描写在信仰缺失和实用主义尘嚣日上的中国，多少有些软弱无力。然而通过莫言细致入微的描写，我们仍然相信，至少作为小说里的主人公，姑姑的晚年的确是凄苦的，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的。

 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塑造了“姑姑”这样一个性格丰富的形象。姑姑是现行国家政策下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她对孩子充满爱心，陈鼻早产的女儿陈眉正是在她和小狮子的抚育下才成活的；另一方面，但孕育在母亲肚子里的生命被判定为非法之时，她又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扼杀。在这样一个人物的心目中，对党和政府的忠诚高于亲情和爱心，或者说党性高于人性。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的对她加以批判。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度来说，如果人口不加以任何控制，那么自然资源的紧张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确将越发严重。

人口的确应该加以控制，但是不应该采取粗暴的行政手段，而是应该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在书中的第四部，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已经在高密东北乡悄然发生。以前是只要超生，就一定要将孩子打掉；而现在，则是只要你交得起罚款，有足够的钱财，那么超生对你来说并不是难事。可是，从由政治权力决定生育权到由经济权力决定生育权后，事情就真的变得那么美好吗？在莫言的笔下，我们看到对人的身体进行的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看到辛苦孕育、并生下孩子的陈眉被一万块钱打发了事，而她连自己孩子的面甚至都无法见到。在一个矛盾被规避和解决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同样血淋淋的矛盾。莫言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只是用他冷静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一个又一个无解的矛盾，让我们自己去深思。

       小说可以说是荒野与现代的杂交，土生土长的农民不再受饥饿的中国人，生理上的解放，让他们继续坚持着几千年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每家每户都拼命想生男孩。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几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细胞上，无法移除，无论如何都想要一个男孩。传统宗祠观念与当时国家政策的激烈的碰撞，擦出了生命的火花，所以有张拳怀孕妻子的溺死，王仁美引产失败而死，王胆难产而死的事件，但这些事并没有改变的宗祠观念让人性本质中的幽暗动摇；也没有让姑姑停下她计划生育的工作。在计划生育成为既定国策的情况,作者无法直接去批判这一政策，而是从姑姑晚年的内心煎熬和转求神灵寄托的角度，来展现这一政策造成的众多个体之殇。虽然这种批判形式在无神论和实用主义盛行的中国多少有些软弱无力，但仍然能引起读者的震动和思考。所以说，《蛙》向我们呈现了最真实的历史与最真实的人性，读来让人不得不生出一种悲悯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