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生育最紧张的那几年，我妈就是个“反派头子”，她“顶风作案”生了我弟妹，为了一张让我弟妹活下去的证，把房子都抵了。可以想象她当时，在那个闭塞的农村，是个多么“疯狂”的女人。
这么一来，以我们村为中心，向外五里，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姐弟仨儿，我们在他们的关注下艰难地茁壮成长。从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孩子教育到爸妈的收入，他们都要设法打听一番。
我的小学老师，每天中午自习课，都会把我叫到讲台，问我“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啊？”我如果说今天吃的青菜，她就会说“怎么你妈妈没有烧肉给你吃？”我如果说吃的肉，她就会说“今天终于不吃青菜了，吃上肉了。”只要我一换衣服，她就让我站讲台，扒我的领子，从里到外的数落，我的衣服捡的谁的，什么时候谁给带回来给我的，生怕我的同学们不知道。所以，后来，我特别爱穿校服，即使这样，衬在里面的她也不放过，再后来，我就特别讨厌中午自习课，每天都想迟到。
长大后，我的那些同学，聚在一起，他们依然记得站在讲台上羞涩弱小的我。那个我竟变成了他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听着他们吐槽老师的行为，我的心里一阵畅快，尽管他是我家的亲戚，但是他确实让我深深的自卑过，给我的童年抹上了阴影。
因为这件事，我半夜起床尿尿的时候，看见妈妈坐在沙发上哭，我不懂的安慰她，只得灰溜溜钻进被窝蒙起了头，为自己将这件事告诉妈妈懊悔不已。
后来妈妈没有再给我穿过别人的衣服，我也再没有见过她们，从城里提着大包小包到我家“接济”我们的样子。妈妈不再守着那几亩地，开始在附近的化工厂上班了，有了一定的收入。那时候上班的农村妇女不多，所以，妈妈为了我们仨儿又“疯狂”了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