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高考结束的铃声响起，窗外的阳光格外明亮。我平静地收拾好文具，走出考场，没有想象中的狂喜，也没有想象中的失落，就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普通的模拟考。

校门口，父亲骑着那辆旧摩托车来接我。后座上堆满了复习资料和试卷，沉甸甸的，像是一整个青春的重量。收废品的阿姨在校门口吆喝着“五毛一斤”，许多同学迫不及待地把书本卖掉，仿佛这样就能彻底告别高中时代。而我却舍不得，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划满重点的课本，承载了太多回忆。

我的父母是50后和60后，他们没参加过高考，甚至不记得我高考的具体日期。回到家，饭桌上依旧是熟悉的饭菜，没人问我“考得怎么样”，仿佛今天和往常没什么不同。那时候，我们还在用QQ聊天，微信、朋友圈还没流行，高考答案也没法立刻在网上查到。

那天晚上，班上的同学和班主任一起去KTV唱歌，庆祝“解放”。而我，却莫名和所有人失去了联系，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抛在了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回到家，我翻开了那本厚厚的志愿填报指南，一页一页地研究，试图在密密麻麻的大学和专业里，找到自己的未来。父母没上过大学，给不了我建议，我只能自己摸索。

因为担心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父母联系了在深圳打工的表姐。表姐比我大很多，是70后，在深圳的工厂上班。电话里，父母问她能不能让我去她那儿打两个月工，表姐爽快地答应了。

母亲问我：“去深圳要带多少钱？”我算了算，说：“三百块吧。”她数了三百块钱递给我，叮嘱道：“发了工资，记得还我。”我点点头，把钞票小心地塞进钱包。

第二天清晨六点，我和另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孩一起坐上了去深圳的大巴。从老家到深圳，要坐六个小时的车。她到深圳后自己租了间小房子，而我则住进了表姐家。

表姐家在深圳租了一厅三房，却住了八个人——表姐、表姐夫、他们的两个儿子、表姐的家婆、表姐夫的弟弟和弟媳，再加上我。我和表姐的家婆挤在一张床上，夜晚翻身都要小心翼翼。

几天后，表姐带我去工厂报到。她特意叮嘱人事：“她不是暑假工，是按正式工的待遇。”2015年，工厂的工资已经有五千块一个月，在当时算是不错的收入。工厂生产的是老式按键手机，主要销往非洲。

上班是两班倒，白班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夜班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白班还好，夜班简直让人崩溃。凌晨三四点，困意像潮水一样涌来，我站着都能睡着。饿得前胸贴后背，却又没吃宵夜的习惯，只能硬撑着。

我的工作是检验手机电板，检查机器组装的小零件是否有错误。有时候困得眼花，难免出错，但领班并没有责骂我，只是轻声提醒：“注意点。”同事们对我也很友善，没人因为我是新来的而欺负我。

做了一个多月，三百块钱快用完了，表姐察觉后，悄悄塞给我几百块。她对我很好，偶尔下班带我去桑拿放松，休息日还会带我去海边玩。

回学校拿档案那天，看到光荣榜上有人考上了云南的医学院，我心里一阵羡慕。云南啊，四季如春、多美的地方，有苍山洱海，有古城小巷。而我的志愿表上，填的是一所普通的三本医学院，因为更现实、更稳妥。

那个夏天，有同学去旅游，有同学去学车，而我，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度过了两个月。说不羡慕是假的，但我也明白，每个人的起点不同，要走的路自然也不同。

高考只是起点，人生才是真正的考场

如今回头看，高考其实并没有当年想象的那么“决定命运”。它更像是一扇门，推开门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那些在深圳打工的日子，教会了我比课本更重要的东西——生活不会因为你的迷茫而停下，但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

有人天生幸运，可以轻松走向远方；而更多的人，得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前爬。但没关系，只要不停下，总会到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人生的答案，从来不在某一场考试里，而在你走过的每一步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