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风雨变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给灾难的中国带领和平发展的喘息机会，中国又重新回复到帝国主义共同宰割和支配的局面，北京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主权的宰割和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旗帜，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该事件激起全国各地更大规模的声援，形成震荡全国的爱国主义浪潮。结果，北洋政府不得不撤去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三名要员职务，并明令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具有革命性、爱国性、群众性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中表现的斗争精神，展现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工人无产阶级的觉醒，其以革命主人翁的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使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彪炳史册，也成为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
站在中国革命赛道的新起点，新文化运动一路走来的旗手和战将们何去何从?自由的灵魂将漂移到何方？面对当时中国存在的诸多病症，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胡适要以温和缓慢的药剂使之慢慢改善，陈独秀、李大钊则要用虎狼之药快速除掉病根，鲁迅的选择是只问病症，不开药方。胡陈李三人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热情地投人到政治中去，鲁迅却对于政治有着深深的怀疑，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不过是“做戏”而已，政客们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一部现代史无非是变戏法而已。最终，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发生了分化。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右翼代表，投靠了北洋政府。而李大钊、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左翼代表，则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鲁迅则成立少数的呐喊者，《彷徨》中“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是其忽然感觉原来的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战斗，内心一种浓浓的寂寞和苦的写照。
1919年6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日，他在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公然打起改良主义的旗帜，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文章里胡适指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反对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根本解决”，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细何解决”,如人力车夫的生计、大总统的权限、妇女权益等等。”这一事件，揭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序幕，点燃了阵营内部论战，也为最后的分化埋下了伏笔。同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开，“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以俄国革命为例,说明“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他还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因此,“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尽管“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胡、李论战”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
五四运动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坚定的选择接受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中国第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引导着中国民众走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征程，并最终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