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文章里，我罗列了几条无法让我满意的科研道路：
一种选择是这样的：有那么好玩的未知的问题，我有条件为什么不多做点呢？所以就多招人什么方向都做做。那些资源丰富又有抱负的研究人员容易选择这种道路。一种选择是：拿到铁饭碗之后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情况，科研仅仅被当作一种表面上看起来还算不错的体面工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选择是：什么出成果快，就做什么。那些承受着严峻的考核压力的研究人员大概属于这种情况（在国内那些每年有发论文指标的研究单位里比较常见）。一种选择是：什么容易发好文章就做什么。大多数着急独立，或那些刚成立实验室而干劲十足的年轻研究人员（国内国外都很常见），又或者那些挂着院长，院士头衔，并且手握大量资源的“研究”人员容易走上这条“康庄”大道。这最后两种大概是当前最流行的科研道路了。但这些选择都不能让我满意。
有句话是这样讲的（不知道是谁说的）：科学家就是要找到一个大问题，并用一生去解决它。这句话深得我心。记得以前看克里克的自传，他说支撑自己终生投入科学的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生命的奥秘是什么，其二是意识的大脑基础。所以他前半生从事分子生物学，后半生投身脑科学。不难发现，生理学或医学诺奖得主无一不是一以贯之的投入到对一两个大问题的持续探索当中的。虽然，搞科研没必要以得诺奖为目的，但诺奖确实是对于科学贡献的一种有信服力的评判。所以，通过那些贡献相对更大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科研人生来判断哪条路是科研人生的“正道”，应该还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比如说2014年诺奖得主Moser夫妇就是终生投入研究大脑如何编码空间信息的，到现在仍然持续地投身其中，且产出不断！
另外，虽然2014年的诺奖颁给了支持海马体（Hippocampus）和内嗅皮质（Entorhinal cortex）负责编码空间导航功能，但却有人对此充满怀疑，这个人就是Howard Eichenbaum。2015年，Current Biology杂志有一篇对Eichenbaum的采访。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What has been your biggest mistake...?
Eichenbaum的回答简直就是对14年诺奖工作的直接否定：
I have made lots of mistakes. My biggest failure is my inability to convince my very clever colleagues who study hippocampal function in spatial navigation that they are on the wrong track and should instead contribute their considerable expertise to unravelling the biology of memory.
这里可以看出资深科学家的风骨，决不会因为你得了诺奖就轻易地赞同你的观点。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想对他们的分歧做任何讨论（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相反，我关心的问题是Eichenbaum到底哪来的底气去质疑已经被诺奖认可的工作？（感兴趣的人可以进一步参看这篇讨论Can We Reconcile the Declarative Memory and Spatial Navigation Views on Hippocampal Function, Neuron, 2014）
一查，不得了，老爷子可不是一般人，他研究海马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到2017年去世，已经发表了260多篇论文，写了30多篇关于海马体，以及海马体对记忆功能的重要作用的综述了！并且，在2001和2002年，出版了两本关于记忆研究的专著（From Conditioning to conscious recollection, 2001;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emroy, 2002）。简单翻阅一下那两本专著，我们可以轻易地得到一个结论：老爷子绝对是一位对整个领域有全面且深入理解的资深专家（我在此处暗下决心，抽空一定学习一下老先生的这两本专著，体会一下一个投入某个领域30多年的资深研究人员所具备的思考深度！）。
更进一步，我发现老先生至少有如下几点科学贡献：1. 将在动物上关于记忆的研究与在人上关于陈述性记忆的研究建立联系；2. 尝试整合海马体对于空间，时间，记忆的功能；3. 首次用“time cell”解读海马体的功能；4. 在动物上关于关系记忆（relational memory）的研究启发了这几年非常热门的认知图谱（Cognitive map）的研究（比如这篇论文Orbitofrontal cortex encodes memories within value-based schemas and represents contexts that guide memory retrieval, JNS, 2015）。
我到现在仍然记得第一次读到2015年的这篇JNS论文时的不理解，直到这两天大概理解了他的理论框架，才一下子似乎就理解了那篇论文的出发点，以及其意义所在。这让我意识到，像这种资深的研究人员，当他们开始一项研究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脑子里的那套大的认知框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再设计实验的，如果你不具备他们所具有的认知深度，你是无法理解，更不用说提出和解决那些问题的。很显然，资深人士所具备的认知深度源自他们常年沉浸在一个领域之中。
那么，我好奇的是，他们是一开始就决定终身投入这个领域还是做着做着不自觉地就陷进去了呢？从上述的采访中，我看到了答案：
And what drew you to your specific field of research?
Eichenbaum答到：
Early on I decided that conscious thought might be beyond our reach in current experimental neurobiology; however, conscious recollection — everyday memory — seemed more tractable and a good place to start investigating the neurobiology of high-order cognition. So, I quickly focused on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memory.
Who were your key early influences?
Eichenbaum答到：
I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interacting with three pioneers in the neurobiology of memory during my PhD train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uring the 1970s.
可见，老先生在PhD阶段就找到了愿意为之终生投入的大问题了。一方面，基于自己的慎重思考和个人兴味，另一方面，与他早早地就接触到了几个记忆研究的杰出的导师有重大关系。从他所有的论文列表我们可以看出，老先生终生的研究都是围绕大脑如何行使记忆功能而展开。这个大问题被一层一层地，一个方面又一个方面地分解成无数的小问题，驱动了他一生的科研，也造就了他在大脑记忆研究领域的深厚造诣。他对整个领域的全盘把握，他的深刻思考，给整个领域持续地注入新的概念，新的思路，新的框架。故而，即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仍然在多个方面不断地启发后续研究。这种影响力，只怕连一般的诺奖得主也无法企及吧？
是的，这才是我想要的科研人生的“正道”。那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想要解决的脑科学的大问题是什么呢？这才是你当前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其它的都是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