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他是儒家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世尊为“亚圣”。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仁政”和“民贵君轻”等重要学说，其言行被记录在《孟子》一书中。
在那个“以力假仁者霸”的战国时代，天下纷争，各国君主信奉的是权谋与武力。然而，有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周游列国，却从不谈论军功与利益，反复向君王们宣讲一个看似不合时宜的理念：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位一生在政治上屡屡碰壁、从未被任何君主真正采纳其学说的“失败”说客，是如何在身后千年，成为与孔子并肩的圣人？他那份在乱世中近乎天真的执着，究竟源于何种力量？
孟子的童年，与一个伟大的女性紧密相连——他的母亲。关于“孟母三迁”的故事，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年幼的孟子家最初住在墓地旁，他便模仿送葬的人哭泣玩耍；后来搬到集市边，他又学着商人做买卖的吆喝。孟母认为这些环境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最后毅然将家迁到了学堂旁边。在这里，孟子耳濡目染的是学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和谦恭的礼仪，他终于开始专心向学。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母亲为孩子选择良好环境的范例，它更深刻地塑造了孟子的人生底色。它让孟子从小就坚信：环境可以塑造人，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引导和培育人心中那颗与生俱来的、善的种子。他的母亲用行动告诉他，追求崇高的品德，值得付出任何代价。这份源自家庭的信念，最终发展为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石——性善论。
成年后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遗志，带着他的政治理想，开始周游列国。他最著名的一次会见，是与梁惠王的对话。当时，梁惠王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败，正急于寻找富国强兵之策。他见到孟子，开门见山地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
这是一个所有君主都会问的问题，但孟子的回答却出乎意料，振聋发聩：
“大王，何必说‘利’呢？我这里只有‘仁义’罢了。如果大王说‘怎样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们就会说‘怎样对我的家族有利’，百姓们就会说‘怎样对我自己有利’。上下交相逐利，国家就危险了！”
这场对话，是孟子思想的完美开场白。在一个全民推崇功利主义的时代，他勇敢地逆流而上，试图将政治的基础从“利益”转移到“道德”上来。他告诉君王们，治理国家的根本不是权术和暴力，而是推行“仁政”——减轻赋税，保护农时，兴办教育。只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自然会拥戴君主。这种理想主义的蓝图，在急功近利的君王们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他收获的总是礼貌的尊敬和最终的婉拒。
在游说了几十年后，年迈的孟子意识到，这个时代已经容不下他的“仁政”理想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残酷世界。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打击。
然而，孟子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变得愤世嫉俗或随波逐流。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既然无法改变当代，那就去影响后代。他回到了家乡，与他的弟子们一起，将自己一生的言行和思想整理、编纂成书。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孟子》。
这个选择，是孟子人生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他将自己在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转化为了思想传承上的巨大成功。他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游说者，而是一位为整个文明奠基的导师。书中的他，雄辩滔滔，充满了激情与力量，他用那股“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磅礴正气，向未来的一切读者申明他的信念。
孟子的性格，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正直、勇敢、充满同情心，并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道德自信。他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信任之上。他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像四肢一样是天生就有的，只要加以扩充，就能成为仁、义、礼、智四种美德。
基于此，他提出了那个石破天惊的政治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君权至上的时代，这句话无异于一声惊雷。它将人民的价值置于国家和君主之上，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全新的道德基础：一个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认可，如果他残害人民，那他就不再是君主，而是“一夫”、“独夫”，人民就有权推翻他。这一思想，蕴含着宝贵的民本主义光辉，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孟子的一生，从世俗的角度看，是失败的。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未能阻止战国时代的血腥车轮。然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他又是最成功的。他为儒家思想注入了强大的哲学根基和昂扬的道德激情，使其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屹立不倒，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在黑暗的旷野上高举着人性的火炬。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坏的时代，也不能放弃对善良的信仰和对正义的追求。他的那句“虽千万人，吾往矣”，至今仍在激励着每一个坚守理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