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季氏第十六》01：两千多年前，一场不对称的义利之争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笔者有意识将《论语》中这段相对较长的文字，以对话为基本单位，拆解成几个层次。如此做，就是为了凸显两千多年前孔子与冉有这对师徒在义、利上的这次不对称之争。
之所以说“不对称”，是因为孔子与冉有是师徒关系。在两千多年前前，师徒这种关系，跟今天讲的“师生平等”一点关系都没有。孔子整个克己复礼理想的核心就在于恢复周礼背景下的“秩序”，而整个秩序的核心全在于各守其位谁都不要欺负谁，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之于父，讲的是孝；臣之于君，讲的是忠。生之于师，讲的是敬。尽管孔子心中揣着平等，说到动情处除了直呼冉有之名“求”，而且放低自己的姿态讲“丘也闻”——我孔丘听闻。仍然不足以打消冉有的战战兢兢，低声下气。因为除了师生关系，孔子还占着一个高屋建瓴的“道德正确”，正因为如此，当季氏将伐颛臾已成定局之时，冉有、季路才会主动来找老师说明这件事。毕竟老师所传，皆是大义。两个人也觉得这件事在“大义”上，是说不过去的，主动找老师说明，是有些“对不住”的意味在的。在这种“对不住”的心理作用下，冉有与孔子之间的对话，更加没有对称性可言。
整个对话的基调，基本上和封建大家族一个理直气壮的婆婆吵刚过门便做了错事的小媳妇差不多。搪塞和回嘴也是有的，只是和小声嘟哝差不多而已。
孔子与冉有的这组不对称的“义利”之争，核心价值到底在哪里？
一、义是人类本能之外的超能力
我们看孔子与冉有的对话，很有点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意味。冉有一开始“装聋作哑”搪塞老师——“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意思是说，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我和季路都是不同意的，是季氏自己要做的。等到孔子拿一大套“义不容辞”的说辞说得他没什么好说时，冉有又讲：“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实际上，去掉一开始的遮羞布，冉有后来讲的才是他和季路思考为难题的出发点——利害。因为在终生教化自己要讲仁义的孔子面前，他实在不好意思讲“利害”。
那么，孔子讲的“仁义”与冉有讲的“利害”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我们都会认定“利害”是“仁义”的反面。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一个劲的向他讨教“利害”学，老人家大手一挥，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由此可见，“仁义”和“利害”实际上是个见识问题。从一般人感受事物的能力出发，所能感受到的波段是“利害”这个波段的，也就是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利害”对于自身的影响。但人群中总有一些具备超能力的人，他们感受的波段不仅仅包括“利害”，在“利害”之外，他们还感受到了更长波段的“仁义”。实际上，孔子终生都在教人发挥这种超能力。也就是从“仁义”出发，去解决“利害”的问题。
冉有讲“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是在说什么？实际上是从季氏的立场上看过去，颛臾既不是季氏势力的一部分，又紧邻季氏的势力范围，而且城郭完固。对于季氏势力的发展，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在冉有看来，“不利”即是“害”，“季氏将伐颛臾”实际上就是去除潜在之“害”。这便是冉有、季路以及季氏从“利害”这个频段出发，看到的世界。
孔子从更宽泛的频段“仁义”看过去，又看到了什么呢？
从渊源关系上，“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颛臾是鲁国主祭的所在，在鲁国封域之内。孔子视野的波段更长一些，颛臾与鲁国是从属关系。冉有和季路的屁股决定了脑袋，他们站在自己主子季氏的角度看过去，视野的波段更短一些——颛臾是季氏发展路上的障碍。从孔子的带有“超能力”的视野看过去，颛臾是先王封国不可伐，在鲁国封国之内不必伐，季氏和颛臾同为鲁公之臣更不应伐。也就说，从仁义出发，孔子压根找不到季氏伐颛臾的理由。无故伐国，很显然不符合孔子的仁义观。明白了就是欺负人，与孔子讲的礼是完全违背的。
从孔子的角度出发，他老人家并没有完全否定“利害”观念，而是在看到“利害”的同时，用心中进化出的超能力“仁义”再去度量一番，看是否有“当伐”的理由。冉有和季路也并非完全没有这种超能力，只是他们在过于关注“利害”的同时，忽略了这种超能力的存在。或者说“利字当头”，有意识的避开了“仁义”。
二、人类“义”的超能力是自己一点点混丢的
冉有和季路本身，也是具备“义”的超能力的，只是在“利害”之心的作用下，渐渐一点点把“仁义”的超能力给混丢了而已。
1、行动上——失能
孔子非常不客气的评价冉有和季路，“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
这个“相”我们非常熟悉，就是师冕见孔子时，孔子所体现出对于瞽者的扶导。在孔子看来，冉有和季路先在行动上失去了扶导季氏的能力。
冉有和季路失能的根本原因是两个人并没有真正在自己的岗位上实践“仁义”的思想。仁义的思想在心中叫做仁心，显之于外才叫仁行。孔子所讲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些思想，冉有和季路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们没有在自己的行动上实践，以至于“用进废退”，在这个领域逐渐失能了。直至失能到“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的程度，干脆滑到对于短势“利害”的趋避与逐求上——谋动干戈于邦内。
2、情感上——失责
在受到老师责备时，冉有的第一反应是——“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很显然，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态度。意思是说，有问题全是季氏的，与季路我们两个没关系。
由此可见，冉有、季路与季氏之间本来应有的君臣之义，早已在“利害”思想的作用下，降格为趋利避害的关系。大难临头各自飞，你的责任你去扛，与我没什么关系了。冉有和季路为什么会在情感上失去对季氏的为臣责任意识呢？
先前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论语·八佾第三》中，孔子评价“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都是季氏失礼于鲁候，失礼于天下的例子。一个对自己的君上尚且不讲礼的人，我们又怎能希望他以礼来待自己的家臣呢？
孔子讲的“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讲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都是这种情感上失去对季氏责任意识的间接体现。这些间接体现直接表现为不负责任的“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3、认知上——失智
行动上的失能，情感上的失责，直接结果便是认知上的最后沦陷。
从前，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诚以待人，学来的仁义君子，全都还给了老师。
我们透过冉有在对话中的几次发言可以看出，他本人实际上也是支持“季氏伐颛臾”的，甚至为这件事准备了一套说辞——“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也就是说颛臾是季氏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开的绊脚石，今天不搬开，将来也会制约季氏发展。
表面上看，这不仅不是失智，而且还是一种颇有远见的智力发展。只是遗憾的是，对于“仁义”超能力的丧失，使得这种颇有远见的智力发展，变成了井底之蛙的自鸣得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