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弄文墨，已有六年之久。想当年我单身时候，也是愤青一个，很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后来有家室了，上有老，下有小，不敢乱讲话——用本山大叔的话讲，你瞎说什么大实话——是为保护自己，更为保护家人。

　　我始终记得“鸿茅药酒”跨省事件，有篇文章里插入了一张对比图，左边是被跨前的谭医生，右边是被跨后的谭医生。这种对比不用多讲，大家自然明白，说出真相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所以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遇到了不公，我都沉默不语，大家在这沉默的氛围中一起沉沦下去。

　　今年从年初至今，发生了多少可以一说的事，我都不说。我不说，你不说，大家多快乐。也许看过几篇正义凛然的公众号文章，会使人热血沸腾，回归年少。可在这个寒冷的时代，血会热多久？还不是过几天就凉凉了。

　　然而，我虽将头插进沙里，却不至麻木不仁，被鞭子抽了还是有痛感的；我虽一心想旁若无人地自吃自的猪食，但猪食盆被踹了，我还是要吼一声的。我于是知道，当赵家人骑着马在韭菜地里撒欢的时候，没有几棵韭菜能幸存于马蹄之下。所以我想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不可得；我想做一个以笔为大刀，猛砍脏臭现实的批判者更不可得。我只得用一些曲里拐弯的、似褒似贬的、言不由衷的、莫名其妙的、神经病一般的、非人类的句子，来描绘这非人的世间。

　　前面说了，我曾是一个“精利者”，所以先讲一件我所遭遇的不公，虽不至于使诸位看官落几滴同情的眼泪，但也足以成为一个被踩坏的韭菜的标本。

　　2020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下班回家，我妈说你爸的自动车被扣了。我脑中立即回放：近日小儿咳嗽不止，需要去社区医院做雾化，正好我爸倒班，就让他来和我妈一起带小孩去。我是稍晚听我爸说，他在返回工厂的途中，在一个路口等红灯，一伙人开着小货车过来，说他的电动车是违禁的，要扣留。他在不经意间，车钥匙被拔走，只得看着自己的电动车被拖上小货车。

　　次日是周六，我正好双休，便开车到工厂去找他。他拿出扣押条给我看，我便知道了是哪个衙门老爷劳神费心，回收了我爸的电动车。我们驱车前往，我以现代公民的口吻问其中一个老爷，扣押电动车依据的是哪条法规，他没回答我，只是说你要是不满意就去投诉啊。我是真没时间去投诉，便改口问怎么拿回我的电动车，他说要凭发票去“镇治摩办”开放行条。我转身问我爸有没有发票，他说他问了卖电动车的，要凭电机编码开票。我又转向刚才那个老爷，问我的车在哪里，需要拍电机编码。他说在另一个兄弟衙门。我们又驱车前往另一个衙门，到达后说明来意，门卫大爷极不情愿地把伸缩门开了一个小口，我和我爸挤进去，门卫大爷在后边跟着。我一眼便望见院墙边十几辆电动车挨着倒在那里，被一条长长的铁链圈起来。我们走近点找到了电动车，我拿出手机准备拍照，大概离得有点远，门卫大爷很紧张，上前喝止道不能这么拍！我只能再凑近一点，拍好后又驱车前往卖车的店家那里开票。当然，开票是需要再付一点税金的。不过周日上午店家便打电话来通知说可以拿发票了。

　　因为是周日，虽料到“治摩办”的老爷们是不上班的，不过还是带我爸去了，以便他周一能顺利找到这间衙门。“治摩办”的前身是“禁毒办”，招牌还挂着，门是锁着的。我让我爸周一打车过来。

　　周一上午很忙，中午下班去吃饭的路上，我打电话问情况，其实心里知道是没戏，因为如果办妥了的话，我没下班估计都接到他的电话了。他告诉我“治摩办”的办事人员让他登记了一下，说等电话通知，到时候交1500元罚款就可以了。

　　然而他的电动车是1300元买的。

　　然而他一个月的收入是2500元。

　　他买这辆电动车，主要是接我老大放学，早上我上班可以顺道送到学校。其间我和我老婆也多次告知他慢行勿抢，他也一直遵守交通规则。现在只能骑自行车去接小孩了。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路上不再有开着小货车检查的老爷们了，我也通过网上查到了可以上路而不劳驾老爷们回收的电动车的标准，就买了一辆新的给我爸。

　　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

　　然而促使我重新拿起键盘敲字的，不仅仅是我的猪食盆被踹翻了。前段时间，有人的女儿被一群老爷睡了还罚款，最后关起来的；就最近，有人的父亲因为卡车上的潘多拉盒子掉线被罚款，不堪忍受而喝农药自尽的……

　　我老大也是女儿，我岳父也开大货车。我知道，可能眼下我的猪食盆又扶稳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再次被踹翻。你也知道，可能这一次没有踹到你的盆，但下次呢？他更知道，这一次是被踹翻了猪食盆，下一次会不会就直接被端上了宴席。但是，至少在眼下，你、我和他还在岁月静好地吃猪食，何必管别人的盆有没有翻呢？

　　我所从事的工作，常常需要去一些衙门办事。有的门口会有一块长条石头，上面有五个字。历经了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字迹逐渐变得斑驳，第二、第三个字更是模糊不清了。我想大多数敲字的人，还是持有善意，想把这模糊掉的两个字，重新敲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