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想想，实在太可怕了：34年了！不，对我来说，应该是35年了。时间怎么可以这样无情地勇往直前不知停歇啊……

那年我11岁，刚稀里糊涂从南门外小学的城市蒙生班考进内蒙古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附中当时招一个城市蒙生班，两个俄语班，几个英语班。我正上着初一，一次大考结束后的家长会上，奶奶级班主任谭华老师建议我妈给我转到汉生班，说蒙生以后出路窄，我考试排名11，她可能觉得我有点悬。我妈是个急性子，回来琢磨琢磨就去医院托人给我开了个病假证明，不知道我得了啥不得了需要休学的病，反正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休学在家了。那段优哉游哉的日子咋过的全忘了，这说明日子不能过得太平淡无奇，否则老了都没啥可忆之事。妈妈学俄语的，爸爸那段时间好像出去外地学习不在家，所以没人教我英语，只能妈妈抽空教我俄语，我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起了俄语，后来考试合格复学到了下一届，进了俄语班。

因为除了俄语，其他课程大都学过，所以学上的轻松愉快，还一度激发起了我的学习欲，放学不回家，跟王宏比着做作业。回家也很自律不会惦记那个黑白电视。也很快交到了好朋友，麻海英、郭鑫和付丽英，后来还有武秀玲、赵宇翔、袁嵩……麻海英和郭鑫也是农牧学院子弟，我们住在一个大院，跟麻海英更是同一栋楼，天天腻在一起。从我家东单元四楼的阳台上往下看，就能看到她家中单元一楼南窗外的菜园子。我的内向沉闷性格被她一天天改变了。她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吧。我俩还都喜欢画个画儿啥的，那时候我们就是小闺密，每天上学放学一起走，都骑个22的小小自行车，从农牧学院家属院到师院附中骑车不到十五分钟。一路同行的有好几个女生，前后一串自行车，叽叽喳喳的队伍拉的挺长，景象一定挺壮观。有一次骑在最后的赵宇翔被路边的卡车开门给拍地上了，最前面的已走出50米了，大家听到咚一声巨响，回头一看赵宇翔不见了，赶紧停车返回来虚长问短，把对方吓得紧着问“没事吧”，被拍倒在地的赵小姐坐地上哈哈大笑。讲真，那时我们都笑点超低，屁大点个事儿也能乐得背过气去。真是活得没心没肺。

小闺密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常出现谜一般的阶段性亲疏远近。有一阵子我跟付丽英形影不离，她比我高大，一下课我们就粘在一起，牵手挽臂走出教室，相互进行业余水平的心理辅导，地点经常是人迹罕至的校园角落和花前树下。现在仍然很怀念那种纯洁的同学之上，姐妹未满的情谊，经常想起她。密谈的内容已湮没无存，只有情境定格在那个遥远的时空。体育课达标困难户的我，四百米最后艰难的五十米就是付大小姐生拉硬拽才到终点的，她狠下心不理会我的哀求，边拖死狗一样拖着不争气的我向终点跑，边做我思想工作“不行！不然不及格啦！”我只有感激，因为我终于及格了。

附中坐南朝北，北门与内蒙古大学南门隔马路相对，活动课经常流窜到内大或大学路（后来改名文化商城，是各种卖文具和书的小店群）。早上天天有卖早点的小贩停车在大门外，没吃早饭的同学就趁课间跑来买个焙子啦麻花啦充饥。我很记得的是“糖麻叶”，深焦糖色的麻叶浸满了糖和油，半透着明，又甜又腻。校门两侧有自行车棚，每天都是车满为患。我们上下学还可以炒个近路，走开口于附中西巷的东门。这里离南楼近。北门一进校园就是老师们的办公楼，西侧一溜平房是牧区蒙生班的宿舍和教室。西边是大操场，东边和中央都有几排平房，有家属区也有教室，初一的教室就在中央平房，前后俩门，南窗下有花池，砖头的尖角曾经把我绊倒摔了个大马趴。初二时我们搬到了南楼，南楼两层，东西走向，一楼教室二楼实验室。一楼北侧光线昏暗，坏掉的灯管闪烁不定，那半年一过，环顾四周，几乎一半同学都不得不戴上了小眼镜。

我记忆力真的有问题，初中的老师怎么就不记得几位了呢？初一在城蒙班只记得班主任谭华老师，老太太，挺有风度。数学白老师，蒙族，白净温和，后来她生了一对儿龙凤胎。到了俄语班后，班主任是位责任心强的女老师，当时她家就住在校园的家属平房里，给我一种以校为家的印象。俄语老师高高的个子，带一副度数深的眼镜，有时很厉害，对我就很宽容。我经常上课在书边空白处画小人儿，很魔障，完全戒不掉。有一次俄语课上我正画得欢，就听耳边有人和蔼可亲地问我“乌兰，干啥呢？”吓得我不会说话，他还笑眯眯！还有一次他恼了，很严厉地训斥全班，重点训斥几个同学，当然没我。训了挺长时间，我早已灵魂出窍，突然听见一声大吼“无赖！”，这话进我耳朵就成了“乌兰！”我下意识抬起头，只见很多双眼睛回头看我。我觉得自己一定是犯错误了，老师这是要提审我啊，于是缓缓从座位站了起来。我都站了大半天，老师一回身见我站着，马上很温柔地问我“乌兰，啥事？”……我错愕，只好坐下，老师乐了，全班哄堂大笑。不知还有人记得吗？那天太开心了，训话终于有了大欢乐结局。另有一位数学老师是我多年来的偶像，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他的死忠粉。他就是李树森老师，师大附中数学教主。多年后，他女儿成了我爸的小同事，我爸告诉她说“哎呀李恒，你爸是我女儿的偶像！”他其实没怎么给我们代课，但仅有的几次就征服了我，他左右手都能写能画，经常是右手在写题，同时左手就画着图形，完美的圆。上课没有教案，却没有废话，只有逻辑。听他讲课就是欣赏表演，是一种享受。

很多年后同学小聚说起那时同学们的小绯闻，我只有茫然若失，羞愧之余愕然：我竟然如此愚钝无知。这两年听到一句话，“没早恋的都晚婚了”，何止晚婚，差点嫁不出去好吗！初二那年，就在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的时节，我却得了一场病，一病就是一年半。起因是班级春游爬山累着了，功能性子宫出血。急坏了爸妈病蔫了我，到处求医，蒙药中药吃的我直打冷战，不能跑跳就像块大石头压住了我，本来不错的学习，渐渐落了下来，人也抑郁暴躁起来。一度身体很差，瘦弱贫血，下楼都头晕。初中毕业时仅仅超了录取线几分，勉强上了附中高中。这给我挺大打击，一下子没了自信。那阵子，体育课没法上，考试也很难达标，跑个越野就能虚脱。我妈每天一看我学习就说”别学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不就是”留得青山在……”。我很生气：人家爹妈都鼓励孩子好好学习，就我妈不让学！

后来身体终于好了，那些年热播的日本连续剧《排球女将》使我迷上了小鹿纯子，也迷上了排球。课间抓紧时间打，活动课撒开了打，体育课就盼着上排球课，放学回家对着墙打，打得楼下凉房的土墙皮斑斑驳驳。学校召集排球队，我弹跳力不合格，校队没进去。那也不影响我打着玩。我自知性格不适合打比赛，怕与人争抢，和平球比较适合我。从不跟男孩子玩的我，就为了排球，能跟我家同楼的俩仨男生玩。

进附中美术组应该是高一高二的事了。那时美术老师是伊德尔呼老师，他组建的美术组招考，我居然考上了，于是隔三差五去画画，有次他让我们自己找同学来当模特，我找来刘晔，他个子高高，长得很有特点，关键是鼻子高大，如同一座高山，隔开双眼。老师对模特很满意。于是正面没人画，大家都跑去画他侧面，那次的作业贴了一墙，全是巍峨的大鼻子。后来听说伊德尔乎老师得了胃癌，胃切去大半，再后来又过了好多年，隐约听说他已经不在了，不知真假。他是我大爷的同学。因为进了美术组，高二分文理科就进了文科班，每天晚自习都去美术组画画，一个多月后，我那俩学理科的爹妈才反悔，认为还是理科将来路子广，又跑学校把我弄回理科班，我已然落了一个月的课，再加上不想放弃画画，晚自习还去美术组，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学习彻底落了下来。高二的课，哪里还撵得上。高中，除了失落就是沮丧。渐渐地只能接收现实。

成绩已成昨日黄花，友谊却欲地久天长。我的花样女同学们各具特色：热爱跑步打球的大气女许高航和范菁，敏感聪明的诗歌少女刘文捷，柔弱外表聪明大脑的我的篮子小郑（每天挎着胳膊），温柔小刀人气女郭鑫，番茄聚会的笑点低女主人赵宇翔，陪我七年的姐妹麻海英，叫我“兰波儿”的帅女孩鲲儿，多年后做我伴娘的张金星，陪我考研复习的战友叶子（徐烨），嫁到农大院里的李玉萍，一起学过画一直保持联系的托娅（红涛），朴实乐观的徐冬梅，多年后惹我泪洒首都马路牙子的初中球友王宏……我的唯一一次外宿是跟高航同学，她妈妈值夜班，邀我去过夜，接了一截床板，抢了半宿被子。这些女友们如今大多很有出息，活跃在各行各业。独我如此不才。

高中的老师有大名鼎鼎的李执教语文，虽然他只给我们代过几次课，但文采底蕴和狂儒之风已显山露水。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赵可夫，清瘦疏髯，着对襟袄褂，布鞋，也颇有文士气质，真不知哪里学来。他曾与另两人合编过一本《课外短文精选导读》，198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有一本，收藏至今。化学老师王夏缤（大概是这俩字）年轻貌美，顾盼生辉，为广大师生所喜闻乐见，男生尤甚。物理老师虽不修边幅油发桀骜，但他是年级组长，课讲的好，正直平易。我没有万春同学的好记性，这些简直恍如隔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