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从国内众多大学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一所享誉国际的著名大学，在国内成为和北京大学齐名的高等学府。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清政府兴办的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易名为清华学校，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其毕业生（相当于大学二年级水平）全部送往美国大学就读。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正式招收大学本科生。1928年，经南京政府批淮，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初时，由于其资历太浅，虽有一定名气，但无学术地位，其声望和对考生的吸引力远逊于其他几所著名大学。但转眼至三十年代中期，她已成为一所颇具声誉的大学。奇迹的发生也只是在短短的五、六年间，这是清华大学发展史上一段最为辉煌的时期，由此奠定了清华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著名学府和主要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
上世纪30年代，一大批著名学者荟集清华园内，如陈岱孙、金岳霖、钱端升、朱自清、杨树达、王文显、吴安、陈达、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熊庆来、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李继侗、钱崇树、刘崇鋐、冯友兰、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王力、叶公超、张荫麟、吴景超、潘光旦、萨本栋、霍秉权、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黄子卿、张大煜、杨武之、赵访熊、陈祯、叶笃义、顾毓琇、施嘉场、陶葆楷、庄前鼎、刘仙洲、马约翰、雷海宗以及外藉教授维纳（美）、华敦德（美）、哈达玛（法）、温德（美）等。1936年，清华有教授90余人，学术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历史、法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地理、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研究成果大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有相当一部分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在人才培养上，截止1937年，共九届本科毕业生，计1312人，研究生有五届毕业，共计27人，有许多后来成为我国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的栋梁，其中不乏学贯中西、具有国际影响的专家学者。1959年，中国科学院公布了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名单，这一时期的清华毕业生有24人，占学部委员总数的9%。以清华大学物理系这一时期的毕业生情况为例，抗战前九届毕业生共50余人中，有后来成为理论物理学家的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胡宁，核物理学家施士元、王淦昌、钱三强、何泽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周同庆、王大珩、龚祖同，晶体学家陆学善，固体物理学家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翁文波、傅承义，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金属物理学家王遵明，电子学家冯秉铨以及周长宁、刘庆龄、秦馨菱、戴振铎、于光远等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科技专家和学者。
至于其他各系及研究院这一时期的毕业生，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如张大煜、李健吾、夏鼐、钱钟书、季羡林、曹禺、乔冠华、费孝通、王力、柯名、张青莲、吴晗、段学复、许宝𫘧、吴征镒、夏坚白、庄圻泰、汪德熙、张龙翔、陈省身、吴大任、程裕祺、孙德和，等等，不胜枚举。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成就的取得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发生在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清华大学能排除各种干扰，保持一隅“净土”，求得一段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做出如此贡献，实属不易。
上世纪30-40年代的清华大学何以成功——有一个献身教育且具备现代教育思想的校长。
早期的清华，和我国当时的许多高校一样，因校长之事屡起风波。
从1911年创办到1931年10月梅贻琦接任校长，短短20年间，至少有15位担任过清华校长或代校长职务，其中两人尚未到任，便遭到清华师生拒绝。
清华校长更迭在1920年前后掀起了一次高潮，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有三位校长接连被赶走。
1930年前后，清华校长风波再次迭起，又是三位校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逐。
第一位是清华改建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罗家伦。他原是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少将衔，作为“党国亲信”，由蒋介石亲自委派。他因在清华推行党化教育，不尊重教授，个人专权，引起师生极度反感，在清华师生掀起的“驱罗”运动中辞职离校。
第二位是阎锡山任命的乔万选。他尚未到任便遭到清华师生的坚决拒绝，“上任”之日，被清华学生拒之门外，被迫当场签字，保证“永不担任清华校长”。阎锡山只好收回成命，“电饬”乔万选返回山西。
在此后将近一年时间里，清华一直没有校长，一切校务由校务会议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由理学院长叶企孙和文学院长冯友兰代管，维持学校正常运行。
第三位是1931年4月蒋介石任命的吴南轩。吴到任后，在个人专权、压制民主等方面较罗家伦更有过之，而且手段恶劣，引起师生公愤。上任不到两个月，清华园便爆发了一场“驱吴”运动，清华师生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撤换校长。吴南轩此后的拙劣表演，又遭到整个社会舆论的谴责，蒋介石只得将他召回南京了事。
此后清华又是几个月无校长。
这种校长频繁更迭，且常无校长的局面，对清华发展造成诸多不利。而政客式校长本身就是对学校发展的一大障碍，清华人吃尽苦头。对于此时的清华大学来说，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个德高望重且又让各方都觉得合适的校长。
在无校长期间，清华师生一再提出“校长的人选标准”，要求“①无党派色彩，②学识渊博 ③人格高尚，④确能发展清华，⑤声望素著”。经过多次反复、各方力量一次次交锋，一次又一次的物选，终于找到了一位各方都认可的、合格的校长人选——梅贻琦。
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1909年作为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招考的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在美国吴斯脱工业大学学习毕业。1915年回国，先后担任清华学校教师、教授、教务长和清华代理校长等职。1928年赴美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
他为人谦和，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且言语不多，不尚空谈，淡泊名利，公正廉明，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
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果然不负众望，结束了清华长期不稳定的局面。他在清华校长位置上连任了17年，如果加上1955年他在台湾新竹创办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去世，他确是一位“终身大学校长”。他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教育，贡献给了清华。
梅贻琦献身教育的事业心堪称典范。上世纪30年代担任过清华校长秘书、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傅任敢在1948年曾有过这样的评论，“清华之所以能成为一所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以一生贡献给他，要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傅任敢说：“中国的一切事业之所以不上轨道，就人事而论，实是由大家缺乏’专’的精神，结果一个人飞黄腾达，事业江河日下。这‘专’有三层深度，其一是专干一种职业，决不今天办教育，明天弄政治，后天搞实业；第二层是谈专干一件事，决不今天干甲校的教务，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第三层是说专心致志，决不东应酬，西交际，干着校长，望着部长。做到第一层的人已经不多，做到第二层的绝少，做到第三层的便绝无仅有了。梅校长就是属于绝无仅有一层的。”
客观地说，梅贻琦在学术上建树不多，也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但作为大学校长，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是非常称职的。这并不仅仅指他的献身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比较系统的、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且能为清华师生所接受，从而贯彻到清华大学的办学实践中。
梅贻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流行的“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教育思想是以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为基础，又汲取了近代西方大学教育思想的合理部分，并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其最大特点就是主张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1941年，梅贻琦在他的《大学一解》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他的教育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他“通才教育”的精髓。他认为，近代大学教育的宗旨，归根到底仍应是儒家《大学》里所说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通才教育就是要在大学阶段以“通识”即“知类通达”的训练，完成大学教育中“新民”的任务。所以大学教育与一般专业或职业学校不同，不应着眼于某一专门事业的“专识”，而应着眼于“通识”的训练，以便于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和研究。
他说：“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新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他在分析了短短四年之大学阶段，并不能收到“通专并重”之效后说：“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对于大学不重视培养专才，则事业所需的专门人才从何而来？
梅贻琦说 “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成‘通才’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他认为大学的研究院，各种高级或中级专门学校，特别是所从事的事业本身，都可以担负起训练专门人才的任务。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和国内其他大学培养的人才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具有“通才’基础的专家学者，有不少堪称“大家”，相信与这种“通才教育”思想存在因果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在规模扩张和一般人才的培养方面可以说是颇有成就，但培养出的具有“大家”水平、“大家”风范的人才确属凤毛麟角，寥若晨星，“钱学森之问”一直是国人的心中之痛。这无疑也与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提倡和推行的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教育方针有着密切关系。
梅贻琦担任校长后，作风上与前几任校长形成鲜明对比。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教授非常尊重。他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拿凳子的。
作为校长，他特别善于发挥每一个教师的作用，“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们的意见‘’。他治校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吾从众”，这一方面体现出他的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和广大教师对教育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
当学校同仁为某事争执不下时，他也决不优柔寡断，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决定，相反，他总是从容定夺，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得出一个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结果。
他对清华大学民主制度的确立，有很大的贡献。朱自清先生曾评论说：“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这一切都和梅贻琦的谦逊性格有关，他总是将所取得的成就归于别人，归于大家，从不据为己有。有一次、当同仁们称赞他任校长后做出的成绩时，他说校长好比京戏里叫“王帽”角色，“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百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
此外，梅贻琦的公正、廉洁、节俭的美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亦是有口皆碑，这对于清华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因为透过校长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学校的教职工，也由此铸就了一批批栋梁之材的健全人格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何以成功——有保障的办学资金。
对清华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她是一所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学校。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的退款议案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扣除“实应赔偿”的部分，剩下的1078万余美元，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而这逐年按月“退还”的庚子赔款，便是后来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的办学资金来源。
1929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规定，对1929—1931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领的从美国每月“退回”的庚子赔款，除拨付清华选送的赴美留学生经费外，余款悉数用作清华大学的办学经费。
自1932—1940年，清华大学的经费规定为每年120万元国币，每年的退款余额加上以前积累的部分，全部作为清华大学的基金。按规定这笔基金不得动用，基金的利息也只有到退款终了（1940年）之后，才能作为清华经费使用。
每年120万元的经费，与其他国立大学相比，正常情况下，当时的清华并不富裕。如当时的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年经费都是170多万元，北平大学140多万元，当然，这几所学校规模那时都较清华大些。
清华在资金方面的优势并不在于她的办学资金特别宽裕，而是在于有保障，受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不大。一般情况下，她的经费是稳妥可靠的，不像其他大学，经费由政府拨给，遇到政府财政困难，或减少，或停拨，很难保证其稳定发展。
另外，20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经费上还有以前的节余，可以防备不测。清华凭此优势，便可制订长远发展规划，每年的经费开支力求精打细算，杜绝浪费。除了支付教学与行政各项经常费用之外，还能有相当数目用于图书、仪器设备的购置和教学楼、实验室的建设。从1931—1937年，清华大学的建筑和图书设备得到很大的扩充。
这期间清华大学教师的月薪收人也比较稳定。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将教授的月薪由原来的160—360元，提高到300—400元，最高的可达500元，每位教授还可以独享一幢新住宅。讲师的月薪升至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当时清华行政职员的最高岗位是学校秘书长和总务长，他们的月薪是120元，而学校行政职员的月薪在30—100元之间，工人是9—25元。同一时期，北平城黄包车车夫的月收入是3元左右。
与别的大学比，清华教师这一时期的收人水平是较高的，生活也比较稳定，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从事教学和研究，而不必像某些大学的教师那样，终日为生计而奔波。这对于稳定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提高办学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0年代初，清华的经费也曾一度吃紧。1932年，美国没有按时“退还”庚子赔款，清华的资金来源突然中断。经反复交涉，最后由财政部借垫了100万元，作为维持费。但仍有困难，不得已压缩了原定的发展计划，又动用了以前的节余，才度过难关。好在这种情况仅出现一次，对清华后来几年的发展无大妨碍。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何以成功——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按照1931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修正后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这一时期的清华大学享有比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一切有关学校的教育方针、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招生考试、人员聘用、经费使用、发展大计，甚至研究生的培养年限等均由学校自行决定。
20世纪30年代，清华充分利用她所享有的办学自主权，顶住压力，坚持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挥己之所长，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把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如在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清华在已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的基础上，再添办一所农学院，但学校经过研究认为这与清华发展理工的方针相悖，同时也不具备条件，而拒绝增设。
这期间清华大学所属各院系也具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各院系的教学工作，由各院系自己制定。校长、教务长与各系主任之间有明确的分权规定，校长、教务长一般不过问系内事务。系主任掌握着全系的人权、财权与教务，诸如教师的选聘、经费的使用、课程的设置与课程表的编制，毕业生的考核以及实验室、图书设备的购置也都由系主任决定，只要不违反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这种自主管理权，促使各系及教师充分发挥办学积极性，造成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呈现出一个教学与研究上的繁荣局面。
清华所拥有的办学自主权与她这一时期所实行的民主治校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教师形同学校雇员，无权过问校内事务。1925年，大学部成立后，一些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教授，不满校长专权，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在与几任专制校长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少壮派”教授集团。他们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又懂得现代大学教育，主张民主治校、反对封建家长式统治，迫使校方成立了教授会和评议会。后又经过反复斗争，使教授会成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关。
梅贻琦接任校长后，肯定了这种体制，并加以巩固和发展，很好地发挥了它的作用。事实也正是如此，教授治校的民主体制在清华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何以成功——拥有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广为流传的名言，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办学的座右铭之一。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近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
清华崇尚名师，崇尚大师的传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在梅贻琦出任校长之前，清华前几任任职时间较长的校长都注意延聘水平较高、声望卓著的学者名流前来任教。
清华学校时期担任校长的曹云祥，在其任期内，积极推动改办大学，开办在清华历史，乃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都颇有影响的国学研究院，除了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担任国学院导师之外，还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到清华任教，如国文系的朱自清、杨树达；西文系的王文显、吴宓；物理系的叶企孙、赵忠尧；化学系的高崇熙、赵学海；生物系的刘崇乐、钱崇澍；历史系的刘崇鋐、钱端升；数学系的熊庆来、郑之蕃；哲学系的金岳霖；经济学系的陈岱孙，社会学系的陈达，体育系的马约翰、郝更生等，为清华1928年正式开办大学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期间，虽然作风武断，治理学校有专制独裁的一面，但在组建师资队伍方面功不可没。他在任期间陆续聘请的名师有：冯友兰、杨振声、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翁文灏、邓以蛰、吴有训、萨本栋、俞平伯、施嘉炀、叶公超、刘文典、蒋廷黻、张奚若、张子高、周培源、杨武之、黄子卿、陈贞、李继侗、萨本铁、张申府等。
罗家伦在为清华罗致人才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历史学家蒋廷黻原在南开大学任教，本人也无意离开南开。罗家伦亲自到蒋廷黻家中游说，蒋一开始还是不同意接受聘请，罗家伦就坐在蒋家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为罗家伦的诚意所感动，遂答应接受应聘。
梅贻琦将清华前几任校长创下的延聘名师来校任教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使之成为全体清华人的共识。
梅贻琦接任校长后。屡次强调师资在大学办学中的极端重要性。除前面提到的“大师论”之外，他后来又多次提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急。”“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吾人应努力奔赴之另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
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在校长任上，一方面充分尊重校内教师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延聘名师来校任教。
1932—1937年，先后应聘来清华任教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有闻一多、雷海宗、萧公权、许维遹、庄前鼎、刘仙州、顾毓琇、赵访熊、沈履、张印堂、倪俊、张大煜、李仪祉、夏翔、冯景兰、沈乃正、张荫麟、陈之迈、李达、戴芳澜、吴晗、潘光旦、沈有鼎、唐兰、任之恭、曾远荣、吴新谋、霍秉权、范崇武、赵友民、赵一炳、张润男、贺麟、邵循正、段学复、张岱年、陈梦家、孟昭英、陈省身以及外籍学者维纳（美）、哈达玛（法）、华敦德（美）、原田淑人（日）等。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可以说是名师云集，英才荟萃。这样一支师资队伍，就其资历、学术水平或集中程度来说，在国内各大学中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清华这一时期的教授队伍中，有许多是年轻的名教授，他们大都是在国外就读于著名大学，拜师于名师门下，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后归国的学者。
像那一时期清华学子们所尊敬的三位核心人物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他们分别担任理、法、文学院院长时，也只有三十来岁。
像张大煜、任之恭等三十岁以下的青年教授，正处在年富力强、奋发有为的阶段。他们本身的存在，就使清华园展现了勃勃生机。
更难得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在学术上颇有造诣，是第一流的，而且在为人师表、献身教育方面同样堪称典范。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有着和梅贻琦一样的用科学和教育拯救中国的理想。
他们中有闻一多那样的为伸张社会正义，不畏强暴的斗士，有朱自清那样宁可饿死，也不为几斗米而折腰的铮铮硬汉。但更多的是忍辱负重，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的爱国学者。
他们考虑问题总是着眼于整个清华和整个国家的前途大计。在他们中间绝少文人相轻、嫉贤妒能的陋习，相反，他们为人正直、胸襟开阔、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对此，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著名光学专家、中科院院士、863计划的发起人王大珩先生曾回忆说 “早年清华师长们的正直品格影响了我们一代人，也可以说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科学界。”是他们开创了清华大学早期优良校风，这也是老一代科学家、教育家留给我们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教授中，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是从清华园走出去的学子，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觉得有责任报效清华、光大精华。他们回到母校任教，觉得是一份责任，一种传承与使命。他们非常珍惜清华的环境，觉得清华是他们献身教育的理想场所，像陈岱孙、叶企孙、潘光旦、王力、金岳霖、陈达、赵访熊、周培源等，若非因后来的种种变故，相信他们会同梅贻琦一样，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