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人才市场门口的台阶上，裤兜里三个钢镚硌得大腿生疼。手机屏幕裂得像蜘蛛网，58同城的招聘信息还在倔强地闪，字迹模糊得像水里化开的墨。“35岁以下”这四个字在每条招聘启事上跳跃，像刀子一样剜着眼睛。身后玻璃门里飘来盒饭的味儿，油腻的鸡腿混着劣质打印机的油墨味，勾得胃袋一阵抽搐。我摸了摸口袋，空的，连包纸巾都没有。
今天是第十七次面试。面试官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戴金丝眼镜，手里的圆珠笔戳着我的简历，像在剜一块烂肉。“七年前当过车间主任？”他摘下眼镜哈气，镜片上浮起白雾，“现在年轻人都在用智能管理系统，您这经验……”笔尖在“45岁”上画了个圈，红墨水洇开，像滴血。他没再说下去，只是把简历推回来，纸边已经卷了角，像我这半辈子的命。
我走出大楼时，太阳刺得眼睛疼。地铁通道里有个卖唱的少年在吼《春天里》，破音箱震得瓷砖嗡嗡响，歌词断断续续，像在嘲笑我。我低头摸着口袋里女儿的学生证，塑封膜边角都起毛了。重点中学的保送考试下周截止，择校费八万——这个数字我在校长办公室门口数了二十三遍。墙上的荣誉榜贴着去年考上清华的学生的照片，每张笑脸都咧着嘴，像在笑我这辈子都爬不上那堵墙。
回到出租屋，楼道里还是那股潮气，墙角的霉斑像地图一样蔓延。钥匙插进锁孔的瞬间，妻子的话从门缝里钻出来：“……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吧。”她坐在褪色的布沙发上，膝盖上摊着存折，蓝白封皮卷得像咸菜干。“厂里说下个月搬去越南，补偿金……”她突然不说了，低头数存折上的零。三个，还是四个？上个月给妈买降压药划走的五百块，在最后的“2”前面划了道斜杠，像一道疤。
厨房水龙头又在滴水，滴答，滴答，像在数我还能活几天。我想起三年前被裁的那个下午，车间主任的胸牌在太阳底下反光。他递来解聘书时，流水线还在生产最后一批玩具车，流水线尽头的纸箱上印着“made in Vietnam”。我打包个人物品时，偷拿了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现在还在大衣内袋里，像块烧红的炭。
我没接妻子的话，站在门口，手指抠着门框上的油漆，抠下一块，指甲缝里全是灰。她抬头看我，眼里没光，像两口枯井。“你倒是说句话啊。”她的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我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水泥堵住。说什么？说我在人才市场被保安赶出来？说面试官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堆废铁？还是说女儿的择校费我连个零头都凑不齐？
晚上九点，人才市场的保安开始清场。我缩在自动取款机的凹槽里，手机只剩3%电量。58同城突然弹出一条消息：“急招搬运工，日结200”。地址在城郊物流园，末班公交还有七分钟。我跑向站牌时，左膝盖嘎吱响，去年送外卖摔的旧伤又犯了。站牌下有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正在扫码骑车，车筐里露出半截星巴克纸杯，咖啡味刺得我鼻腔发酸。我低头看自己的鞋，鞋底磨得露出胶皮，鞋带断了半截，用塑料袋拧了个结。
暴雨是突然砸下来的，像天塌了。物流园的值班室亮着惨白日光灯，一个穿迷彩服的男人嚼着槟榔，牙齿红得像刚咬过肉。“搬一车货加五十，干不干？”他身后的监控屏幕闪着雪花点，货车厢门敞开，像怪兽的嘴。雨水顺着我的裤腿往下淌，鞋子里全是泥，袜子湿得能拧出水。我点点头，嗓子哑得像砂纸：“干。”
搬的第一箱货是婴儿奶粉，纸箱被雨泡得软塌塌，商标上的卡通小熊咧着嘴笑。我想起女儿小时候，夜里哭闹，我抱着她哄到天亮。那时候我还有份体面的工作，厂里的流水线日夜轰鸣，工资单上的数字够我们一家三口吃顿火锅。现在呢？我连她学校的择校费都掏不起，只能在这雨里搬奶粉，搬别人的希望。
一车货搬完，手掌磨得全是血泡，最大的那个破了，渗出黄水。值班室的男人扔给我两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面上的毛主席头像被水泡得发白。“明天还来不？”他吐了口槟榔渣，红色的汁液溅在水泥地上，像血。我没说话，攥着钱往外走。雨还在下，物流园的路灯坏了一半，地上漂着快递单的碎片，某张残破的纸片上写着“父亲节礼物”。
回城的路上，末班公交早就没了。我站在天桥上，护栏的铁锈沾在掌心，像凝固的血迹。下面是深夜的车流，红色尾灯连成一条溃烂的伤口。手机在裤袋里震动，是女儿班主任的短信：“陈雨薇家长，保送确认最迟明天。”雨突然下大了，眼镜片上的水珠把霓虹招牌扭曲成怪异的形状。我数着桥下的车流，第三十七辆白色轿车驶过时，握栏杆的手突然没知觉了。
我低头看着掌心的铁锈，手抖得像筛子。八万块，八万块……这个数字像把锤子砸在我脑子里。我想起女儿昨天晚上在饭桌上说：“爸，我不想去那个学校了，真的。”她的筷子停在半空，碗里的米饭结了块，没动几口。我当时没说话，低头扒拉着盘子里的咸菜，咸得舌头发麻。现在想想，她那句话不是嫌弃学校，是在替我分担，是在告诉我，她知道我拿不出那笔钱。
妻子的话又在我脑子里响：“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吧。”她没哭，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可我知道，她昨晚翻存折的时候，手抖得跟筛子似的，存折掉在地上，她捡起来时，眼角有道泪痕，擦得太快，我装没看见。我们结婚十七年，她从没提过“离”这个字。可现在，她连这个字都说出口了，像把刀捅进我胸口，刀刃上还带着锈。
回到出租屋，已经凌晨两点。门没锁，妻子睡在沙发上，存折还攥在手里，封皮被她捏得全是褶子。我没开灯，怕吵醒她。厨房的水龙头还在滴，滴答，滴答，像在倒计时。我站在水槽前，盯着那滴水，水珠砸在不锈钢上，溅起一点泡沫，又没了。我突然想起三年前被裁那天，车间主任拍着我肩膀说：“老陈，年纪大了，出去闯闯吧。”他笑得像在送我上路，手里的解聘书折得整整齐齐，像张死亡通知书。
我从大衣内袋里掏出那颗螺丝钉，金属表面被磨得发亮，像块烧红的炭。我攥着它，手心被硌得生疼。这颗螺丝钉是我七年前从流水线上拿的，那时候我还是车间主任，每天穿着工装，胸牌在太阳底下反光，工人们叫我“陈哥”。现在呢？我连工装都找不到了，胸牌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只剩这颗螺丝钉，像在提醒我，我这辈子算是废了。
我把螺丝钉放回口袋，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冲，盖住了滴答声。我想洗把脸，可水冰得像刀子，刺得脸生疼。镜子里的人我不认识，满脸胡茬，眼袋肿得像核桃，头发湿得贴在额头上，活像个乞丐。我盯着镜子，突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笑什么？笑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笑我连女儿的择校费都拿不出？还是笑我连离婚都不敢答应，怕妻子真的走了，我连这间破出租屋都守不住？
第二天早上，妻子没提昨晚的事。她煮了锅粥，稀得能照出人影，桌上还有半盘昨天的咸菜。我吃了两口，胃里烧得慌。女儿背着书包出门，冲我笑了一下，笑得勉强，像在安慰我。她走后，我翻出存折，里面的数字还是那个数，三个零，前面是个“2”，被斜杠划得像个伤口。我把存折塞回抽屉，拿起手机，58同城上又弹出一条消息：“急招保安，日结150”。地址在城北的商场，离物流园不远。
我没去。我又去了人才市场，蹲在老地方，台阶还是昨天那个台阶，钢镚还是那三个。招聘大厅里人来人往，有人拿着一摞简历，有人抱着文件夹，有人穿着崭新的西装，脸上带着笑，像在走红毯。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鞋带的塑料袋结松了，鞋底的胶皮磨得更薄了。我突然觉得，我不属于这儿，也不属于物流园，也不属于那个出租屋。我哪儿都不属于。
雨又下了，细细密密，像针。我没带伞，站在天桥上，数着桥下的车流。第一辆，第二辆，第三十七辆……雨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淌，眼睛酸得睁不开。我想起女儿的学生证，想起妻子的存折，想起那颗螺丝钉，想起三年前的流水线，想起七年前的胸牌。每一件东西都在我脑子里转，像放电影，可每帧画面都在告诉我：你完了，你彻底完了。
我攥着栏杆，手上的铁锈混着雨水，红得像血。手机又震了，我没看。我知道是班主任的短信，催我确认保送的事。可我拿什么确认？拿这两百块日结的血汗钱？拿我这双磨破的手？还是拿我这颗早就锈透的心？
雨没停，天桥下的车流也没停。我数到第一百辆车时，手一滑，手机掉在地上，屏幕彻底黑了。我没捡，站在那儿，像个木头人。雨水钻进我的领口，冰得我直哆嗦，可我没动。我在想，如果我从这儿跳下去，女儿会不会怪我？妻子会不会哭？还是说，他们会松口气，觉得终于不用拖着我这个累赘了？
我没跳。我只是站在那儿，数着车流，直到天黑，直到雨停，直到桥下的灯全亮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跳。也许是因为女儿昨晚的笑，也许是因为妻子捏存折的手，也许是因为那颗螺丝钉还在我口袋里硌着我。可我知道，这不是希望，不是救赎，不是什么破茧成蝶的狗屁奇迹。这只是我还活着，喘着气，拖着这具破烂的身子，继续被这个世界碾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