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这是杨绛先生写在全书末尾的话。
《我们仨》是杨绛先生在92岁高龄时,写下历时63年的回忆录,全书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我们俩老了,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用平静如水的真挚文字,道尽了一个家庭的家长里短,幸与不幸。
相濡以沫的爱情
故事的开始还得从1932年3月说起,1932年杨绛作为旁听生借读清华,在清华大学的古月堂的门口,结识了清华才子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钱钟书说:“外界传说我已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借势说道:“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钱钟书幽默儒雅,杨绛内敛沉静,一场一见倾心的美好爱恋就此落地生根发芽。
1935年成婚后的钱钟书前往英国牛津求学,杨绛陪读一同前往,起居对饮,谈论学术,好不惬意。
杨绛喜爱四处“探险”,钱钟书却不爱活动,在清华待了四年,就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却在认识杨绛后,由着她遍游了北京名胜。在牛津读书期间也不例外,早饭后,晚饭前都陪着杨绛在英国的大街,小巷、公园、郊区……一处处的散步关顾。
迁入新居后,“拙手笨脚”的钱钟书都在每日清晨做好早餐,用小桌端到杨绛的床前,两个文学大家,却在做饭这件小事上笨拙得如同两个小学生一般。
正如杨绛在书里所言“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立伙食也是冒险。”,可就算如此,两人依旧乐在其中,钟书甚至写诗道“鹅求四足鳖双裙”,杨绛在旁冷冷拆穿“我们从未吃过”。简易的一日三餐却也经营出别样的快乐。
而后,杨绛怀孕,钟书对她说:“我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就这样,他们的女儿钱瑗来到了他们身边,他们俩变成了我们仨。
他们的爱情故事被多少人津津乐道,口耳相传,成为许多人们向往美好爱情的最佳范本,才子佳人成眷属,相伴一生不离不弃。
钱钟书曾这样谈爱妻杨绛:“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过要娶别人。”
即便后来处于艰难的境地,钱钟书与杨绛依旧不停顿的读书和工作相互扶持陪伴,哪怕多次分别,钟书也都会详尽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在钱钟书《围城》的成功问世后,书中的序这样说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完成。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从一见如故的相携相守,到伉俪情深的白发苍苍,有趣的灵魂互相吸引成为佳话的开端,而后一路的相伴靠的却是成为彼此最坚定的支柱,情起而深,路艰却不散。
相携一生的亲情
杨绛与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小名圆圆,“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
钱瑗的降生,让钟书喜不自胜发出“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感叹,而父爱的厚重不仅贯穿了钱瑗整个一生,甚至在钱钟书临终前仍然十分挂念这个唯一的女儿。
在英国出生的钱瑗,自国难发生,日军侵华,杨绛和钱钟书就决定携女儿辗转回国,随后钱瑗就和母亲住在了外公家,这个被亲戚们亲昵的称作圆圆头女娃娃,得到了所有亲戚的疼爱。
大姐自诩不能当着孩子的面称赞孩子,却在她自己教圆圆时,把戒律忘得干干净净。
杨绛的父亲也时常称赞圆圆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杨绛兄弟姊妹都从未和爸爸睡过一张床,圆圆午睡时却总是可以和外公睡一起,甚至将珍藏的小耳枕头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备受亲戚关爱的钱瑗,即使因为钱钟书时常在外奔波导致钱瑗童年缺少父爱,钱瑗的幼年时光依旧过得十分开心。
可世间最浓厚的亲情,是不会因为错过的时间和距离生出几分无法跨越的隔阂,即便钟书两年没见女儿,却只是悄悄的在女儿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便立即感化,就连妈妈都退居到了第二位。
亲人的关爱最为坚实的后盾,被这浓烈却不窒息的亲情包裹一生的钱瑗,无疑是幸福的。
而杨绛遂在尝到做母亲的艰辛后,却已无法报答自己母亲的恩养之恩,杨绛的母亲在逃难时便匆匆去世,杨绛那时才为人母不到半年,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常言“女儿做了母亲,便是报娘恩”。子欲养而亲不待,可谓是极其痛心愧疚的事情,而钱钟书也因一封父亲的来信,要面对来自亲人与事业的两难抉择,却依旧毅然放弃在清华不易得的工作回到蓝田,侍奉父亲,主张家事。
血脉的相连,既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奇妙缘分,更是今生无法分割的牵绊,书中大部分的时光都和家长里短,油盐酱醋有着莫大的联系,正是这种亲眷般的扶持与爱意,让我们危难之际与繁琐的人生之中,感受到那始终散发着微弱但无法忽视光亮的暖意。
正如书中所言:“‘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个样儿罢了。”,家庭的相守相助,同甘共苦,让这平淡人生经历变得不那么平凡。
烙入骨髓的爱国情怀
杨绛在书中写道:“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谈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钱钟书的一位友人曾撰文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
正因如此,在英国念书时,牛津富豪名史曾对钱钟书提出邀请让钱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钱钟书丝毫没有犹豫便拒绝了富翁的建议,正如书中所言“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慎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面对外敌入侵,钱钟书一家,毅然从法国回归祖国,而后抗战硝烟未散,内战又起纷争,中国满目疮痍,钱钟书也时常在外奔走,而杨绛则帮助母校筹建分校......“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过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家与国,密不可分,全书以家为单位,叙述了这个平凡小家的酸甜苦辣平淡回转,却在国有难之际,不退缩不抛弃,人常说没有国哪有家,却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个个的家才有了国。
书中虽只以平淡的言语一句带过,并未浓墨重彩的突出爱国之情,读者却可以从故事时间线的梳理中感受到那份家国情怀的昭然若揭,虽是以己之力回报祖国,可也正是祖国承载了家庭。
我们仨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全书的生离死别,坎坷磨难都被一屋之下三人对坐一茶一饭的平淡温馨冲淡,生离之哀痛,独留一人回忆前生之寂寥,均付诸笔端娓娓道来,悲欢离合之苦情慢慢抬起,又被轻轻放下。
或许杨绛先生回望这充实的一生时,并不觉得人是情理之中的死别亦是终结,那只是在人世间道路上已走到尽头罢了,曾细水长流,相携一生的亲人,终是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了心底、活在记忆里,所以才发出“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和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的感叹。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一室一饭,一茶一饮,最平凡的日子也能守望相助镌刻成最美好的一生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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