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统帅是以“将将”为主要工作的，因为军事活动是一种千头万绪的社会实践，一位军事领导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筹规划，去做居中的指挥与协调，但在现代以前，这种角色定位却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古代与近代，指挥体系还没有如今这么健全，信息链的传导机制也时常不畅，如果将战役甚至战术层面的事务假手于人，很多时候一位统帅是很难将自己的战略意图较好地贯彻下去的，所以在前现代时期，很多优秀的统帅是不止“将将”，更要“将兵”的。
诸葛亮被陈寿说成“治戎为短”，很多人对这个评价不服气，但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在贬低武侯的军事才能，而只是指出他本质上不是一位武人而已，诸葛亮在军中工作的时间很长，但一直都是参谋性质，并不是部队主官，加之他也不是出身行伍，那些冲锋陷阵的武人才会有的本能和敏感性，他的确是有所欠缺的。马谡失街亭，很多人归结于马谡自己的指挥失当，甚至还有更恶毒地归结于诸葛亮的私心的，但公允地来说，这里体现了诸葛亮自己作为和马谡类似的，参谋出身的军中文人的特性，马谡的策略，并没有多大问题，即使跑到山上去被断水源这一失误，如果综合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考虑，但和王平相比，马谡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准确地把握士兵的心态，并把握那些战场上的细节，会搞出一些想起来很美，但干起来很难受的东西，这一点，可以说是大部分自以为知兵的文人的通病。诸葛亮自己相比于马谡，因为经验更丰富，当然也更有自知之明，所以这方面的毛病没有那么严重，但他会看得上马谡，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自己也是这个路子，他与司马懿在五丈原对峙时，司马懿身边的郭淮棋高一着，劝司马懿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导致蜀军的逼敌决战的计划终成泡影，这里同样也鲜明地表现了统兵文人和行伍出身的将领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马谡和诸葛亮乃至司马懿来说，每场战争乃至战役的目的，都是十分清晰的，要采取的大致策略，可能也很明朗，但要以怎样的手段落实，却时常是不得其门而入，对于统帅来说，这并不是致命的，因为一般来说，你身边总有人可以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而对于那些一步步从行伍之间崛起，直至受方面之任的武人出身的将领来说，他们的思维经常是先想能不能做得到，能怎么做，再去考虑该怎么做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往往是出在缺乏通盘考虑，常常局限于军事成功，而不能将胜利转化为胜势上，但如果只讲“刀枪上见真章”，他们的表现，往往比统兵文人要强一些。
所以古代的那些顶尖统帅，往往是要“将兵”与“将将”，两者兼具的，这个以现代观点来看，可能比较奇怪，但如果多了解一下古代军事活动的实际状况，就会明白其中道理，以西方世界公认的第一名将，亚历山大大帝为例，在他亲自指挥的战役中，他常常是与他的伙伴骑兵一起 ，作为战役预备队与决定性的突击力量，出现在战场上的，这种行为，以今天的眼光看，可能是好大喜功，鲁莽冲动的表现，但是在古代战场那种通信困难，场面混乱，类似于今天的群体事件现场的状况下，一位统帅如果不能亲临战场，亲自指挥自己部队的精锐，甚至亲自带领他们冲锋，那么他真的很难保证自己的意图能够被充分贯彻，甚至即使这样做了，也很有可能出现各种难以预料的突发状况。在军事活动的发展程度还不那么高的古代甚至近代，它就和那个时代的其他方面一样，都十分依赖于直接的控制和随机应变，在这样的现实下，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往往既要有高超的战略眼光，又必须有优秀的战役乃至战术能力。亚帝也好，李世民也罢，他们如果不是有着匪夷所思的骑将之才，可能他们的许多作战计划都只能成为纸上谈兵，而赵括与马谡要是有白起跟张郃的实战经验，也许他们的结局也会大不相同。
因此当我们无法在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下处理问题，或者是当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关注细节，关注实操，比关注宏大的架构与深奥的理论，有着一点不差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