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反复试错，确认了自己的合理边界。”
----张宏杰
大家好，我是漫游。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朝贡圈：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作者张宏杰。
朝贡关系是如何定义的？周边国家为什么来中国朝贡？为什么历史上国力最弱的明朝，朝贡国数量却最多？为什么在朝鲜历史中，万历皇帝是一位罕见的明君？日本算不算朝贡国？……
关于本书
说到朝贡，之前我对它的认知仅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外交制度，“万国来朝”极大地满足了中华帝王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利欲望。
在《朝贡圈》揭示的朝贡世界里，现实远非如此简单和浅薄。中国朝贡体系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秩序，朝贡贸易是古代中国与外邦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形式。朝贡不仅涉及对外关系，也影响到内政，更深刻地塑造了传统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
本书分为两编。上编是主要内容，介绍了朝贡的九种类型，包括东亚（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越南、缅甸、泰国）、西域（帖木儿帝国、众多“贡使”商队），还有被创造的“外邦藩国”。下编介绍了朝鲜和日本的亚朝贡体系。
最后，作者以世界史的视角，介绍了四种古代世界存在过的国际秩序和它们的共性，以及中国朝贡体系的特性。
朝贡体系的理论基础与共同标准
◾两个理论基础：地理理论和儒家伦理
“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中国古代学者认为，中国居于大地中央，国人接受天地“正气”，产生了高度文明，因此是天朝上国。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并不是古代中国所独有，比如在东南亚世界的曼陀罗秩序中，各国也把自己想象为宇宙中心。
儒家政治伦理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份，古代中国将国际关系比拟为家族关系，通过朝贡体系将世界组织成一个“国际大家庭”，中国是大家长，各国是孩子。以“拟血缘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这在传统世界的国际关系中是独一无二的。
◾三个共同标准：语言标准、时间标准和政治标准
如同拉丁语曾是欧洲的通用语言一样，汉语曾是东亚文化圈的统一书面语言。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都使用汉语。《金大璜漂海日录》记载了1687年朝鲜人赵完璧和金大璜一次意外的安南之旅。二人搭乘的船只遭遇风暴，漂流到一个异国岛屿。双方所说的话完全不同，但都认识汉字，可以顺畅地“笔谈”交流。于是，朝鲜人知道了这座异国岛屿是安南国的会安府，当地人知道了这艘船的由来，不仅施以援手，还帮助他们回到朝鲜。
除了文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还有共同的时间标准，即中国皇帝颁布的历法。所谓“奉中国之正朔”，“正”指正月，“朔”指每个月的初一。颁行宪书是宗主国中国的特权，藩属国每年要派“历咨官”到中国领取下一年的宪书。朝鲜直到清朝还在使用明朝皇帝的年号纪年，如“皇明崇祯纪元后百三十年”。
除了文字、历法，朝贡圈各国还要遵循共同的政治秩序。中国皇帝是“君”，是至高无上的“天下共主”。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是“臣”，最高只能称“王”。这种等级秩序体现在行政制度的方方面面：中国首都称“京师”，属国首都只能称“王城”；中国中央政府设六部，属国不能设部，只能设六曹；中国皇帝发给属国国王的公文是上对下的“谕旨”，属国国王呈给中国皇帝的公文是下对上的“表文”，属国之间的公文往来采用平行的“咨文”……
◾ 两个关键凭证：表文和方物
确定朝贡关系的关键有两项：表文和方物（贡品）。《入贡通例》中写道：“顺治元年定，外国朝贡以表文、方物为凭。”
“表文”比“方物”更重要，因为它是“君臣关系”的明确表达。有时经中国皇帝批准，属国可以不必进献贡品，但表文不能免除。比如琉球特别重视朝贡，培养了一批文人学士，专职负责表文写作及其他朝贡事宜。而日本从南北朝之后，实际不算是朝贡国，即使在盛唐，历届遣唐使也从来没有递交过“表文”，而且一直在暗中经营自己的朝贡圈。
与中国更看重“表文”不同，其他国家来朝贡的动力则来自“方物”。历朝历代，中国秉持 “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对属国的赏赐比进贡的东西要多，除了赏赐物品，还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进贡物产。不仅如此，中国还承担朝贡使团往来差旅、吃住接待等各种费用。因此，朝贡对于周边国家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比如琉球，找各种理由来中国朝贡，借明朝实行海禁的机会，一度成为东亚与东南亚海域的转口贸易中心。
贡市一体：明朝朝贡的制度“创新”
根据史书记载，汉朝的朝贡国有六十多个，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贡赐关系的有七十余番，元代有三十四个国家曾经遣使朝贡，清朝多的时候有十来个朝贡国，少的时候才七个。
朝贡制度在明朝达到巅峰。根据万历《大明会典》记录，朝贡国数量共计112个，而《明史》中记载的数量有惊人的148个。刨除掉一些新疆境内的西域小国（现已属于中国），明朝的朝贡国也超过一百个，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从汉以来，除明以外，历朝历代基本实行的都是“贡”“市”并行，既有朝贡贸易，也设“互市”进行普通贸易。而明朝统治者为构建朝贡圈，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将“贡”“市”并行变成“贡市一体”。自朱元璋开国之始，明朝禁绝了一切普通国际贸易，只允许朝贡贸易及以朝贡为前提且严格控制的局部互市。因此，“冒贡”现象在明朝尤为突出。
明成祖朱棣为招揽小国来明朝贡，更耗费巨资，遣使郑和七下西洋。畸形的贸易制度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厚往薄来”的政策和不惜血本的投入让财政问题雪上加霜，明朝自开国便陷入财政困局。
万历皇帝两次出兵援助朝鲜，投入四五十万人，巨大的财力耗费掏空了明朝的家底，再也无力镇压女真的崛起。因此有了 “明亡于万历” 的说法。
朝贡体系的表里与得失
明朝打造的朝贡圈中，朝鲜是朝贡模范，琉球表面恭顺实则为利，游离在外的日本既要又要，越南是两面派，还有谋划征服大明的帖木儿帝国……在朝贡制度的“礼仪”表象下，任何一个藩属国都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利用天朝的游戏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万国来朝”带给明朝极大的心理满足，但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更引发内、外政的崩溃。而明朝所处的时间，正值全球化开始，在世界格局发展上是非常关键的节点。明朝不仅没有抓住海上贸易这个风口，发挥自身产品优势获取巨额利润，反而长期进行亏本的朝贡贸易。
更为重要的是，朝野上下沉浸在“万邦来朝”的幻象中，不仅对全球化趋势、西方崛起的国际大势毫无认知，甚至连自己周边国家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在全球海洋贸易时代的发展大势中，近代中国却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朝贡体系：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秩序
基于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古代世界存在过四种国际秩序：西方的罗马帝国秩序、东方的中国朝贡秩序、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秩序、东南亚世界的曼陀罗秩序。
中国朝贡体系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畿”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服”指外围诸侯及部族服事天子的区域。周将商的内外服制度细化发展出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贡品种类，并首次提出了“九州之外，谓之番国”的概念。
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正式确立。这一时期的朝贡体系以“册封制度”为主。比如1784年日本九州出土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印证了《后汉书》中东汉光武帝（公元57年）赐金印给 “倭奴国”使者的记载。
从汉武帝时期算起，朝贡体系延续了两千余年，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秩序。通过朝贡制度，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不断确认各自的位置和权力边界，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地向外传播。
在所有世界体系中，朝贡体系的和平特性最为突出。中外学者对历史上各区域的战争情况进行过统计，相对而言，古代东亚地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有序状态，也被称为“中华帝国治下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