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沃尔夫指出，十八世纪被冠之以各种名称，如“理性时代”，“启蒙时代”，“批判时代”，“哲学世纪”。这些它都称得起，而且还不止于此。它最贴切的名称或许是“人文主义时代”。在这个世纪里，人类获得的知识传播到了空前广阔的范围内，而且还应用到了每一个可能的方面，以改善人类的生活。
即使在充满科学主义、物理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启蒙时代，也有诸多与这种气氛格格不入的声音。
不过，在启蒙运动时期，与当时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相对立的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思潮还尚处于酝酿阶段，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还很不成熟，根本无法与当时强大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相抗衡。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专门化的程度，使得受过教育的人无法跟上最新的发现和理论。科学与人文的分家还没发生。
……
分家是在科学不仅趋于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并且开始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明确科学观点后才发生的。”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
07
胡塞尔在论述作为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重要的线索。
胡塞尔所看到的，不仅是很多个别的危机，而且还看到一个总的危机，即西方人性的危机。这些个别的危机尽管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发生的，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它们的联结点，或更确切些说，它们的基点，是“人的生活”。
人总是不断地为自己提出任务和寻求完成任务的方法和途径。人通过这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不仅改造了周围世界，而且还改造了人本身。一切个别的危机都应联系到这个主体性之谜来加以讨论。
在胡塞尔看来，他那个时代的危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存在于欧洲思想史上的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一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一方面，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性的自主性通过新的哲学观念的确立而形成；另一方面，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又为欧洲人性的危机埋下祸根。
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及其变种如实证主义、二元论，怀疑论，对欧洲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追求理性的、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则日益暗淡下去。胡塞尔在《危机》中即试图寻求这种情况何以会发生的根源。
08
胡塞尔把危机比作一种疾病。一个人如果患了病，他就应该找医生治病。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开出药方。现在欧洲正在患病，很多社会科学想充当这种治病的医生角色。但是它们看不到疾病的根源，因而总是开出错误的药方。
胡塞尔问道：“为什么在这一领域内没有发展起一种科学的医学，一种拯救各民族和超民族的共同体的医学呢？欧洲的各民族正在患病，欧洲本身正如人们所说处于危机中。在此我们并不缺乏类似于自然医疗的东西，各种浅薄的改革建议简直泛滥成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高度发展的人文科学没有像自然科学在它们的领域中一样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呢？”
胡塞尔回答道：这些人文科学长期以来受到错误的哲学观念的指导，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阻挠欧洲人治疗他们的疾病（危机）。欧洲文明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场真正哲学与虚假哲学之间的斗争，一场坚持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哲学，和放弃这一任务的哲学（或毋宁说非哲学）之间的斗争。
09
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对两种文化的分离对立现象的考察，又提供给我们一条线索。
“在60年以前，两种文化已经危险的分离了，……事实上，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科学家与非科学之间的分离甚至比30年以前更加难以沟通。”
斯诺发表这一观点的时候是1956年，因此，可以推算，60年前的时间正好也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
根据上述线索，可以认为，堪称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立的时期大约开始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发展在二十世纪。
斯诺对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立现象所做的生动描述，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这种现象的认识。
“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正在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团体”，而且问题是“严重的”。
“文人知识分子是一极，另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最有代表性的自然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互相敌视的厌恶，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缺乏相互理解。”
10
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立现象，显然并不仅仅限于西方，它也深深地波及到二十世纪的中国。
科学的高度专门化和专业化是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表明人类在理智或智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客观上，又不能不说是导致两种文化分离与对立的一个重要根源。
科学的高度专门化和专业化，将有可能切断一般公众，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的联系，从而拉开科学与人文的距离。
早在十七世纪后期，大众对科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科学与大众的距离并不遥远。于是，在历史上许多业余爱好者有他们自己的私人实验室，并且对科学做出了不少贡献。
然而，随着科学专门化和专业化的高度发展，业余爱好者和非学院出身人士大显身手的时代似乎越来越成为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