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钱宾四先生的大作《国史大纲》，虽然此书我目前还是初步涉猎，但其大名却早已耳闻，且我早先已经看过上海大学陈勇教授的《钱穆传》，对钱穆先生的生平事迹也略有了解。观《国史大纲》，使我不禁联想到了刘子玄的“史家三长”，并对三者又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史学、史识、史才这三长是以史家为中心载体表现在历史学中的。如果非要给这三者排个序，分个先后主次，我想史学是基础，史识是升华，而史才正是连接二者的纽带。这“三长”虽然是一个整体，是身为一个史家必备的素养，但是这三者必然存在着诸多的差别。

 毋庸置疑，史实一定是纯客观的，是非分明的。它需要史官用最理性的史笔忠实的记录先前已发生过的事，以告知后世。这应该就是历史付诸于文字后的最初形态吧。我想在孔子编订《春秋》以前就有了付诸于实物的历史，有的是结绳记事，有的是甲骨青铜……以此类推，纯记述性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最早应该是巫师或者是掌管天文历法的祭司。《春秋》就不是纯史实性质的历史（《春秋》是经非典，《左传》是它的解释著作），因为它采用了所谓的“春秋笔法”，带有了孔子本人对历史的善恶褒贬，但它却是建立在史实之上的升华，它使得原本枯燥无味的“时间流逝”凸显了新的生命力。清民之季，历史学学派大概如钱穆先生所言经历了三次流变（从西学尚未东渐时的“传统派”到清之季世的“革新派”再到民国时期的“科学派”）。其中，对于最后一个流派在实质上最为接近纯史实的。因为“科学派”讲求的是以科学的方法来国故，以实证主义的精神来研究历史，傅斯年说过：史料学即历史学。这有点像清中期的“乾嘉学派”了，但却是和而不同。“科学派”虽然赞成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但他们却采用的是西方流行的科学方法（如人类学、考古学、科学实验等），其本质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因此，我认为“科学派”是最接近纯史实的。

 相比之下，史识则更多的要求史家要带有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要有一定的个人立场或者是阶级立场。可以说，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注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史评家。可是不同的是，一个好的史评家要具有人文关怀，杜甫言：“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于民族，对于社会，对于历史的群体都应如此，这样的史家才是真正有大境界的“史哲”。

同时，由于历史学是一门“独断之学”，它要求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史家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尤为重要了。最后，史识一定会带有自己的感情，或悲或喜，但一定不能中立，这样就会使历史著作丧失了一定的可读性。这一点，我十分钦佩钱穆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他们都是在经历了国破家亡，感受了国仇家恨之后而愤然著史，他们始终秉承着“国可亡，史不可灭”的史家信念，是带着感情在著述着“心史”。

至今读《国史大纲》，我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钱穆先生心忧民族、潜心著述于蒙自的场景。在那个动乱年代，正是有这样一批文人能“先天下人之忧而忧”，故能成其伟大！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如是，钱钟书的《围城》《谈艺录》（“虽赏析之作，实忧患之书”）如是……但是，无论如何，史家必须要保证史识最基本的“真”，否则便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史才，自不待言，即史家独有的著史才华。在此，我认为史才应该包括两部份:史笔和史学思维。一本好的历史著作，除了有基本的史实和独到的史识外，优良的文风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用感性的笔调书理性的历史”，即是此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一个好的文笔和文风，便使史著有了灵魂。现代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历史就是心灵的诗，它应该以诗歌的风格书写历史。

那么，像《荷马史诗》《格萨尔传》《江格尔》等原先难登历史学大雅之堂的史诗，都应该归为历史著作的范畴了。当然，如果对此种说法“一边倒”式的肯定，其后果必然会像“全盘西化”那样被无情同化，丧失了本民族历史学的特色。因此，在史才上，史家也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否则，钱穆便不再是钱穆，张荫麟也不再是张荫麟了。

 行文至此，今言暂毕。惟续读《国史大纲》，感受其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