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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汉让老伴推他到窗口。
清晨明晃晃的阳光无所顾忌地照耀着。杨老汉望向楼道里杨中奔跑着逐渐变小的背影，直至他那被阳光拉长的影子也消失不见，这才回过头，看向破烂的堆满瓶瓶罐罐的房屋，视线停留在床尾挂着的墨绿色挎包上。他咧嘴一笑，脸上的皱纹根根分明地弯出一道道沟壑，浑浊的眼神透过已经败色的挎包，他看到了年轻的自己，正挎着包奔跑在田野上，和杨中的背影重合在了一起。
那时杨老汉还不叫杨老汉，叫杨军。十里八乡的村民，远远看到那个墨绿色的身影，就会兴奋地挥舞着双手，大声喊道：“杨军来啦！杨军来啦！”很快，杨军身边便围了一圈两圈人，有问他要信的，也有让他寄信的。杨军知道邮包里都有谁的信，在出发前已经清点了好几遍，并且按照要走的路线一一排列好——这是他的父亲杨大年教给他的。那年，他十五岁。
十五岁的杨军，正在地里给刚下针的花生苗拔草，虎子跑过来站在远处的田埂大喊：“军哥，你爸回来啦！”杨军初始不信，以为虎子唬他呢。父亲杨大年四年前就跟附近村子里的年轻人组队北上了，只三年前寄回家一封信，便再无音信。母亲王英常常偷偷抹泪，杨军虽不太聪明，也不愚笨，明了父亲大概是回不来了，他要像父亲一样撑起这个家。虎子见杨军迟迟不动身，挥舞着手臂继续高喊：“真的回来啦！要你马上家去！”听到这话，杨军呼地起身，赤着脚就往家跑。
杨军一口气跑到院门口，停下来，看到在正屋中央站得笔直的身影，唤了一声“爸”奔了过去，到底没像小时候那样扑到杨大年怀里，杨军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杨大年转过身，用仅剩的左眼上下打量着杨军，看着已经快跟他一样高的儿子，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杨军心里却一阵惊颤。在他心中英俊伟岸的父亲，已完全变了样——脸上一条从左额延伸到右耳的伤痕，空空的右眼眶狰狞地凹陷着。杨军用颤抖的声音又唤了一声“爸”，扑过去抱住了杨大年，眼泪大颗大颗掉下来。
母亲王英红着眼眶从里屋出来，端着一大碗冒着热气的面疙瘩，唤道：“来吃饭了。”杨军放开杨大年，用手背抹抹眼，去端碗布筷。
饭后，杨大年拎起屋角的大背包，叫过来杨军说：“跟上。”杨军抢过大背包，背上就要往屋外走。王英叫住杨军：“回来，把鞋穿上！”杨军头也不回，答道：“不碍事。”杨大年低头看着杨军那双黑黝黝的粗粝的大脚，说：“穿上鞋，要走很远。”杨军大步越过杨大年，声音远远地传来：“那更不能穿了，废鞋。”话音惊起几只飞鸟，扑棱棱飞起又落下。杨大年望着杨军逐渐变小的身影，接过王英递过来的鞋子和水壶，揣在怀里，挥挥手，出了院门。
杨军等在村口的三岔路。他很好奇这个沉甸甸的大背包里都装着些什么。这是父亲唯一带回来的东西，却放在那一直不打开，还要带上它走很远的路。他们要去哪？要把包交给谁？这些年父亲经历了什么？他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杨军心里，他等着父亲给他解答。
杨大年走过去，从兜里掏出烟盒，拿出一支点上，望着向远处延伸的三条路，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郑重嘱托，说道：“今天走的路，去的人家，你要记好了。”杨军点点头“嗯”了一声作为回应。抽完烟，杨大年走上最右边的路，杨军紧跟在杨大年身后。
他们去到的第一户人家住在大青冈林旁，一进一出的土屋，木门大敞着。杨大年跨进去，喊着：“叔！婶！”好半天没人回应，又跨出来，让杨军把包放院子里休息一下，他自己则围着屋子四处转悠打量，随后从柴房取出爬梯，架在屋檐上，唤杨军扶着，他爬上去修整屋顶。杨大年进屋时就看见地面好些地方坑坑洼洼的。
“良胜……是你回来了吗？”颤抖的声音自杨军身后响起。杨军转过身，看到一个戴着草帽背着背篼佝偻着身子的老汉，眯着眼看着在屋顶的杨大年。杨大年身体顿了一下，放好手里的瓦片，顺着爬梯下到地面，走到老汉面前。老汉定定端详着杨大年半晌，说：“你不是良胜……我的儿良胜去当兵了，他娘去世都没回来……我的儿良胜打了大胜仗，要戴着大红花回来咯……”老汉喃喃说着，步履蹒跚地朝屋门走去。
杨大年望着老汉的背影，唯一的左眼渐渐红了。他打开地上的背包，拿出最上面那套满是血迹破烂不堪的草绿色军装，白色的胸牌上绣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七个大字。杨大年把军装放在桌上，随后继续捡瓦修整完屋顶。杨军收好爬梯，收起地上的背包，他看到背包里还整整齐齐叠着好几套这样的军装和两三个千疮百孔的水壶。杨军背起背包，离开院子前，回过头，透过敞开的木门，看到老汉不知何时拿起了桌上的军装，正轻抚着胸牌，老泪纵横。
杨军跟着杨大年走进大青冈林。俩人都没有说话，也可能是有太多话要讲不知从何讲起，只听见风穿过林子的沙沙声和脚踩在落叶上的嘎吱声。阳光穿过树叶缝隙落在地面上，跟随着两个影子摇晃，提醒时光正在流逝。许久许久之后，杨大年开始诉说，用一种沧桑的遥远的语调，声音顺着风清晰准确地落入杨军的耳中。
“那一年，我们八个人相约北上，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回来了。我活着，是因为我跑得快，我躲过了枪林弹雨，我在和敌人拼杀时身手敏捷，我投弹后能及时回身，所以我只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而我的七个兄弟，都死了，我能带回来的只有他们穿过的军装，甚至，有的连军装都没能留下。我时常想，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剩下了？回到家乡我该怎么跟他们的亲人交代？无数次整理他们的遗物时，我都恨不得跟随他们一起去。直到那天从军装内衬掉出来一封信，是兴仓写给他的女儿的。读完信，我已泪流满面，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了，我要代替他们照顾好他们的亲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这个责任就交给你。你要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家的所在地，记住他们还有哪些亲人，记住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竭尽所能去帮衬他们。”
十五岁的杨军，早已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他拉起背包绳，把背包稳稳地贴在后背上，郑重地回答：“好。”他跟着杨大年穿过大青冈林，翻越熊居山，趟过沙石河，到达尖刀峡，依次经过了有为家、吉龙家、达志家、学良家，善驰家，背包里的东西越来越少，杨军的心却越来越沉重，那是被泪水浸没过的喘不过气的沉重。最后还剩在尖刀峡深处老鹰坡的兴仓家。
夜幕已经降临。幽深的峡谷里虫鸣声不断，潺潺流水声在崖壁间回荡。背包里还剩下一套军装和一个水壶，跟随着杨军的走动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父子俩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叫个不停。他们从晌午开始就一直在路上走着，期间只喝了几口水。到老鹰坡，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闪烁。杨大年叩开了一户人家的门，询问兴仓家住哪。他只听兴仓说过家的大致位置，这是他第一次来。俩人顺着指引找到兴仓家。
煤油灯摇曳的昏黄灯光下，织布机正嘎嘎作响，包着花布头巾的女人和扎着两个小辫的小女孩，温柔的目光，浅浅的笑语。杨大年和杨军都止住了脚步，不忍再向前一步，去打破眼前的美好和平静。小女孩最先发现了院子里的人影，她高兴地冲过来，呼喊着：“爸爸，是爸爸回来了！”余霞停了手上的梭子，起身朝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拢了拢鬓角，站在原地朝门外张望。杨大年抱起扑到他怀里的小女孩，尽量往左边肩膀靠，怕自己的右眼吓着她。他一大步跨进门，带起一阵风吹得煤油灯不停晃动，映照在墙上的大大小小的影子也跟着晃动而模糊起来。
余霞看清杨大年的模样，再看到他的穿着，已然明了了八九分，泪水夺眶而出。小女孩疑惑地问：“妈妈，你看到爸爸回来了怎么还哭了呢？”余霞忙说道：“芸儿，别瞎说，这不是……”杨大年打断她的话：“乖芸儿，妈妈那是高兴的眼泪呢！”芸儿疑惑地看看妈妈，小眼珠骨碌碌直转，似在用力思考什么是高兴的眼泪，又看看杨大年，她看到了杨大年凹陷的右眼，没觉得害怕，还用手摸了摸，又一眼看到杨军背着的包，便挣脱杨大年的怀抱，跑去找杨军打开给她看里面的东西。
杨大年望着余霞，想说点什么，难以开口，从怀里掏出兴仓的信递过去，低声说道：“芸儿小，没太多记忆，就让我当她一段时间的爸爸吧，兴仓说过回来……之后让我当芸儿干爸的。”说到“回来”时，杨大年明显顿了一下，余霞快要止住的泪又不停流下来。杨大年有些手足无措，还好芸儿拿着一个绿色的水壶乐呵呵跑到余霞面前给她看，好些地方已经凹陷的铁质水壶，在小女孩眼里是新奇的宝贝，急着要跟妈妈分享。余霞轻抚着水壶，收短了绳子，挂在芸儿脖子上。芸儿高兴地走到杨大年身边炫耀着给他看，杨大年抱起芸儿转了好多个圈。余霞想，就让芸儿认杨大年当爸吧，至少她会少一些悲苦，她才8岁，未来的路还很长。
芸儿在杨大年怀中熟睡了。杨大年轻轻把芸儿放在床上，跟余霞道别。杨军默不作声把包里最后一套军装拿出来放在织布机旁的凳子上。已经空了的背包，好似有千斤重，杨军用尽了全力才提起来背到背上。
父子俩走下老鹰坡，走到尖刀峡入口。流水声仍然不断在回响，一下下敲击在杨军心头。杨大年叫住走在前面的杨军，从怀里掏出鞋子让他穿上。杨军不再拒绝，接过鞋子穿在脚上，一步一步坚定而沉重地踏在地上。
二十五岁的杨军，看着父亲杨大年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雨幕中，他大叫着“爸”扑过去，只抓住绿色的挎包绳，连带着挎包一起被扯落下来。许久之后，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咚”的一声，响彻山谷，雨幕似乎也被震得停顿了两秒，随后更加狂暴地倾泻下来。
杨军将杨大年的挎包搭在肩上，用挎包绳和自己的挎包绑在一起，随后摸索着拉扯任何可以承重的树枝、草根，顺着倾斜的陡坡向谷底走去，嘴里不停呼喊着：“爸！爸！你在哪儿？”除了雨声，没有任何回应。杨军不知滑倒了多少次，满身的泥污被雨水冲洗过一遍又一遍，两只手上已满是伤痕，仍然想尽一切办法下到谷底。他沙哑的声音呼喊着，疲累的身子挪动着，终于找到了杨大年。杨军爬过去，摇动杨大年的身体，那身体已经和落下的雨水一样冰冷。一声凄厉的“爸”划破长空。
杨军跪坐起来，把一个挎包放在胸前，另一个挎包放在杨大年身后，将两个挎包绳紧紧绑在一起，随后背起杨大年，咬着牙立起身。他的泪水融入雨水中，除了通红的眼睛，脸上看不见任何痕迹。
杨军背着杨大年艰难地往上爬。雨渐渐停了，阳光刺破乌云洒下来，杨军终于爬到路上，脸上的汗水与泥浆混杂，遮掩了他的视线，他抽出手用衣袖抹了把脸，看到被扔在路边的自行车，把杨大年绑在自行车座上，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去。这里离老鹰坡只有一里路，这最后一里，杨大年却再也走不到了。许多年来，老鹰坡始终是他们送信的最后一站，无论是否有信要送，因为那里住着被杨大年视作亲生女儿的芸儿。但是突然而至的暴雨阻断了这条路，也阻断了杨大年继续向前的人生之路。
芸儿正翘首等在门口，知道“爸爸”杨大年肯定会来，只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再也不能宠溺地喊她“芸儿”、用温暖厚实手掌揉搓她头发的扬大年。芸儿哭得撕心裂肺，唯有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哭，毫不保留地哭。她其实早已知道杨大年不是她的爸爸，还是一直“爸爸”喊不停，只是以前的每一声“爸爸”都能得到回应，现在却再也听不见了。
葬礼那几天来了很多人，附近村子的人几乎都来了，有带锅碗瓢盆的，有带桌椅板凳的，有带蔬果禽肉的。乡亲们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来送杨大年最后一程。
杨大年是穿着墨绿色的工装下葬的。杨军问过父亲，为什么这一身衣服还有这个挎包要是绿色的。彼时，一老一少俩人，正蹲在一眼山泉边掬水喝，阳光洒在荡漾的水面，明晃晃的。杨大年说，你看这山林，再看远处的大山，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千百年来，永不会消逝的是什么颜色？只要有土地在的地方，你就能看到绿色，我们的脚步就能走到，直到最后一里，最后一百米，最后一米，都要把信送到。
杨军记得，父亲将草绿色的军装换成墨绿色的工装是在他回家后的第三天。也是从那一天起，杨军风雨无阻地跟在杨大年身后。他们穿过田野的小径，走向群山，再翻山越岭，走向更广阔也更杳无人烟的天地。这一跟就是十年。
十年间，他们一点点履行着在大青冈林里许下的承诺。杨军知道杨大年最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工作，有了这份工作，他可以在养自己家的同时去照顾另外的七个家。渐渐地，承诺的责任越来越轻，杨大年却给自己加上了更多的责任，他爱上了这个工作，这工作让他感受到了快乐，一种付出的快乐，一种见证他人幸福的喜悦。杨大年去世后，杨军接替他成为了一名乡村邮递员。杨军也像他父亲一样热爱着这份工作，当他穿村越寨，把一封封满载嘱托、思念和牵挂的信件交到收信人手里的时候，收信人安心、踏实和激动的表情令他胸膛里填满了快乐。那快乐，就像他十五岁那年听到虎子告诉他父亲回来时一样，他也像当年一样奔跑起来，把这快乐继续传递下去。
杨军仍然把老鹰坡当作送信的最后一站，他的快乐在见到芸儿的那一刻达到了顶峰，所有的疲累都一扫而光，他也如愿将芸儿娶回家，将照顾好她的承诺延长到了一辈子。
四十五岁的杨军，骑着自行车在刚修好的乡村公路上前行，将一封封信送往乡间。农村修了很多公路，骑自行车省力不少，但仍有许多地方不通路，得扛着自行车步行。最后一里路，再艰难也要走过去，把期待送达。这是杨军心中的信念，从父亲杨大年那里传承下来的信念。最近多了很多从老山寄来的信件，纸短情长，杨军知道自己背负的是亲人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半分不敢怠慢。
金秋十月的田野，到处都是金灿灿的，农人忙着收获一整年的辛劳，一派忙碌繁荣的景象。杨军骑车经过，拨动车铃，发出欢快的叮铃声，和每个遇见的人打招呼。三十年来，他已经和这里的每个人都熟识了，他甚至知道哪块地是谁家的，在家里找不到人时准能在地里找到。
杨军就是在玉米地里找到的马大叔。马大叔的儿子儿媳在广州打工，每个月会寄回家一张十元的汇款单。马大叔总是让杨军把汇款单上的字一个个念给他听，其实那些只是地址和门牌号，马大叔却想要努力去辨认、去识记，好在无数个想念儿子的时刻，翻出那一张张汇款单，去找寻和儿子的联系。
“叔，你儿子又给你汇钱了！”杨军凑过去大声喊道。马大叔有点耳背，他也乐意让乡邻知道他的儿子孝顺，这是他这辈子最值得夸耀的事。
马大叔在衣服上拍去满手的玉米须，接过杨军递过去的汇款单，照例让杨军念给他听。杨军指着汇款单一字一顿地念起来：“广东省广州市中山西路……叔，这次给你寄了十五元呢！”马大叔咧开了嘴，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乐呵呵地说：“我儿好，我儿好啊。”杨军也被这快乐感染了，龇着牙呵呵傻笑着走下山坡，骑上自行车继续去送下一封信，那是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他知道是刘婶在北京读大学的小女儿写的。
杨军远远看到刘婶家的烟囱冒出一缕白烟，知道她正在家做午饭。杨军刚把自行车在路边靠好，就被一群小孩围住了，叽叽喳喳问着有没有他们家的信，还去翻自行车后面绑着的邮包。杨军知道这些孩子，留守在农村，最期待的就是收到远方父母的信，他也不恼，和他们玩笑一番，从兜里抓出一把糖分了。等他们散去，杨军这才拿出邮包最上面的信，还拿上了新的信封和纸笔，每次给刘婶念完信，都会由刘婶口述他执笔写一封回信。杨军其实也没读过什么书，他认字写字都是父亲教的。在那些跟着父亲一起送信的日子里，父亲教他读报纸上的每一个字，在休息时让他拿树枝在地上比划，考察他识字写字。
杨军走到院门口，高声喊道：“刘婶，来信啦！北京来的！”刘婶系着围裙快步走出来，把手擦了又擦，这才接过信，拆开，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一遍，她认识的字只有最后边的落款，那是女儿的名字。看到落款，刘婶脸上露出了明媚的笑容，两眼弯成了柳月牙，把信递给杨军读。杨军一点也不着急，等着刘婶看完，再一点点读给她听，有时候还要读好几遍呢。读完，再根据刘婶的诉说写回信，其实每次说来说去也都是那些事，比如家里又收了什么粮食种了什么菜，猪仔长得怎么样了，母鸡有没有抱小鸡，杨军尽量一字不落地写下来，最后写上日期：1984年10月23日，给刘婶读了一遍后放进信封，准备去张伯家。刘婶留杨军吃饭，杨军哪里肯，小跑着离开，骑上自行车一溜烟没影了，等他到张伯家，准备掏信时，才看到包里不知谁放了两个烤红薯还有一把炒花生，都用荷叶仔细包好了，以免弄脏其他信件。杨军不禁莞尔一笑，拿上炒花生，喊着：“张伯，来信了！”
张伯的儿子在部队当兵，每个月会往家寄两封信，上个月却一封信都没有，张伯每天都在路边拦住杨军，把杨军的包翻个底儿朝天，确定没有他的信，才吧嗒着烟斗，弯着腰慢慢走回家。终于，这个月的信来了。张伯颤抖着手打开信，读完一遍又返回去再读一遍。杨军一直等在旁边，以往张伯都会读完信立马写一封回信，这次却迟迟没有动静。好一会儿，张伯才挥挥手，让杨军继续去送信。杨军满腹疑惑地问：“今天不写回信吗？”张伯沉默了半晌，缓缓开口：“不用写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信来了。”杨军瞬间明了，这封从老山寄来的信，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悲伤。杨军把炒花生放在桌上，默默离开了张伯家。
送信的路还要继续，张伯的神情却在杨军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想起三十年前父亲第一次带他走去认路的场景，父亲带他去到的那些人家，见到的那些神情，和张伯的一模一样，旧时光重现。那年他只有十五岁，而这条路他走了三十年，还将继续走下去。以后呢？要交给儿子吗？杨军摇摇头，儿子杨成今年也刚好十五岁，但是他有他的路要走。杨军并不想强迫儿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何况还是这样一件辛苦劳累的事。只有真正日复一日走在乡间的邮递员，才能真切体会到为了那些等待的慰藉，他们付出了什么。杨军还记得自己年轻时奔跑的模样，像风一样，跑再远都不累，而如今，他的膝盖已经磨损，稍微走快一点便疼痛难忍，腿部的肌肉和血管也总是牵扯着疼。他一直咬牙坚持着，也没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没有其他能力，唯有脚力好，他只有在这个岗位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儿子杨成也继承了家族善跑的能力，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被特招体校，并从体校一路跑进省队，由于成绩优异，被当作种子选手重点培养，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杨军也同样对杨成充满了担忧。杨军常年奔走在乡间，对杨成疏于管教，而芸儿性子比较温和，管不住杨成，想管也跑不过他，所以杨成从小到大都是班里的淘气大王，打架斗殴，惹出不少麻烦事，偏偏他长得人高马大又跑得很快，于是更加肆无忌惮，性格越来越乖张。进体校训练严格，管理严格，倒是让杨成收敛了不少。杨军想，走体育这条路也不失为一条适合杨成的路，也算是发挥了他的特长。
杨成二十岁时，已经拿了好几个全国冠军，风光无限。他拿奖金在市里买了房，接杨军老俩口过去住，还说要给他们养老。杨军感到很欣慰。彼时，杨军的腿伤已经很严重了，走路都有些吃力，需要人搀扶，他也早就被辞退了。座机电话开始普及，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乡村邮递员也不再被需要，一个腿脚不好的老乡村邮递员，自然是最先被辞退的。
杨军带着妻子进城和杨成同住，畅想着杨成娶妻生子，祖孙三代同堂的美好生活，现实却狠狠浇下一盆冷水：杨成吸毒退役。好在发现得早，杨成很快戒毒成功，之后在俱乐部找了份教练的工作，恋爱、结婚，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偏偏杨成骨子里的乖戾还没有被磨平，在妻子怀孕期间，他和其他教练鬼混，又开始吸毒，最后在戒毒所自杀，妻子也在生下孩子后，扔下孩子不知去向。
杨军知道，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杨成的结局是早就注定好了的。他无数次责怪自己，质疑自己，如果放弃乡村邮递员的工作，管好杨成，是不是就能改变这样的结局。但是，那些满含热泪的眼神，那些灿烂的笑颜，驱散了他心中的质疑，他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是有意义的。现在，他能做的是教育好杨成的孩子，他给取的名字，叫杨中。
杨中也继承了家族善跑的能力，还继承了祖辈传承下来的善良和孝顺。他一心想当医生，杨军知道，是想要治疗他的腿。但是，当杨中的跑步天赋被发现时，杨军无法继续掩盖这一事实：人唯有在自己擅长并热爱的领域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杨军知道杨中也明白这个道理，他那么聪明，他只是还没有意识到，他热爱着跑步，从小就热爱，这也是刻在家族基因里的传承，只是因为杨成的经历，他刻意在回避和抗拒着跑步。此时的杨中也正好十五岁，杨军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十五岁的样子。
杨老汉让老伴推他到巷口等着杨中。
杨中逆着晨光跑到杨老汉身边，推着他往家走。这里离家只有五百米。这最后一里路，杨老汉要用如何因热爱而坚持着走过那些乡村路上最后一里的经历，让杨中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和坚守。
注：此文与山东宇哥的第九赛道互文，文中斜线部分文字摘录自宇哥的文，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