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不仅是一位百岁老人的回忆录，更是一部个体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史。通过翻译家杨苡先生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百年巨变中的成长与坚守，也看到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杨苡先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同龄人，她的人生经历恰好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从杨苡先生口述史中，我们从她的家族记忆、教育经历、情感体验、历史见证上，看到了百年中国史。
一、家族记忆
杨苡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大家庭，她的家族故事堪称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其父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家族在北洋政商界有着显赫地位。然而在这个表面光鲜的封建大家庭内部，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难以调和的矛盾。
杨苡作为“姨太太生的”女儿，从小就被打上身份烙印。她回忆起哥哥杨宪益曾用麻秆在楼梯口拦住她和姐妹，喊着：“姨太太生的，不许下来！”大太太生的女儿“大公主”骄奢、跋扈，瞧不起姨太太生的杨静如（杨苡原名），还有要强的姐姐，其实，哥哥杨宪益也是她母亲生的，却因是男孩，把大太太叫妈。“大公主”最后的结局却很悲惨。这种封建家庭的等级差异和身份歧视，给年幼的杨苡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因为这些亲身经历，让她后来接触到巴金的《家》时产生了强烈共鸣，她说《家》里的情形就跟自己家一个样。
杨苡的家族故事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蜕变。封建大家庭的衰败过程，不仅是家庭结构的改变，更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型。杨苡注意到，尽管家族外表依然显赫，但内部已经开始了微妙的变化——孩子们接受新式教育，女性开始追求自我价值，传统礼教逐渐失去绝对权威。
杨苡对家族往事的回忆，不是对所谓“贵族生活”的美化，而是以平实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她记忆中的家族旧事，更多地集中在那些普通人的境遇上：不仅有“大公主”与想唱戏与家庭脱离关系四姐的多舛悲剧命运，也有下人来凤和老潘的故事、各房孩子们的悲喜人生、姨太太们的命运。这些记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珍贵个案，也让我们看到历史大变迁中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
教育经历
杨苡的教育经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典型。她就读于天津中西女子中学，一所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一个学期学费要八十多块钱，而当时一袋面粉只要两块钱。然而，在中西女校的十年教育，给予杨苡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启蒙和自我觉醒。
中西女校的教育模式颇具特色，它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又引入了西方现代教育的元素。学校课程设置丰富多样，除了常规的数理化和中文课程外，还有《文学与人生》这样的英美文学课程，以及家政课、心理课等特色课程。这种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培养了中国早期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和价值观念。
中西女校教育理念先进，不仅注重知识传授，更强调人格培养和行为规范。杨苡回忆说：“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也是上规矩的地方。”学校对学生的仪表、举止、礼貌都有严格要求，比如吃饭时不许发出很大声音，要添饭加菜必须摇饭桌脚上的小铃铛；学生行走、站立、坐姿都有标准，下课起身时不能让椅子发出乱响。这些细节体现了教养与礼仪的培养，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素质教育。看看我们后来的教育，只注重知识传授，不注重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少是读书的机器，身心修养严重欠缺，才会出现朱令事件、马家爵事件……
学校采用开放性教育，特别重视话剧和表演，每个班都要排节目演出，邀请家长观看。这种活动带给学生们很多拓展空间和快乐记忆。更重要的是，学校营造了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杨苡说：“现在的学生压力太大了，有做不完的作业，上学成了苦差事了。比起来我们当年上学真是轻松，从来没有感觉到学业会是什么压力，我们都很高兴上学。”这种快乐学习的经历，让杨苡一辈子都觉得钻研学问是一件有福气的事情。反观现在的学生，被动学习，为功利学习，哪来的乐趣，也是对创造力的抹杀。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何为人才，绝不是只会读书的机器。
在中西女校的教育经历，为杨苡日后成为翻译家和文化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她通过阅读《莎士比亚》和西方文学名著，打开了新的天地。这种教育不仅赋予了杨苡知识和文化素养，更培养了她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批判思考的能力，使她能够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