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及三代之前两次大转变
颛顼帝改革
周公制礼作乐
——兰初君
此篇文章是最近参加新民学盟读书会时的“作业”，现在整理出来，分享之。
一、什么是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观点：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经历了史前和古代文明之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和公元前800-200年的精神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最不平常的历史事件。这就是：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诸子百家出现了，和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
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
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古代文明
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从它以后，人类有了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直到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雅斯贝尔斯指出，在所有的地方，轴心时代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与轴心期的光辉相比，之前最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纱。
雅斯贝尔斯只是陈述了一个他认为的结果，但是人类是怎样突破的，以及突破的动力在哪里？雅斯贝尔斯并未提及。
总的来看，轴心时代的突破，无论是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还是希腊，都表现出一种统一的气质，就是宗教伦理化，神性的威严因此而增强。
孔子
这次就聚焦于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尤其是深刻影响中国人思想的儒家思想，它的突破和演变过程。
孔子及其早期儒家思想的形成，不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土壤，没有周公和西周文化孕育的文化气质，孔子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描述中国文化的结构，不要仅仅局限在轴心时代，而是要更向前追溯，尤其是对于儒家思想的起源来说。
二、从人类学的两个概念入手
大传统与小传统
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用来说明比较复杂文明中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
§大传统是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记载的文化传统；
§小传统是乡村社区俗民（folk）生活所代表的文化传统。
通俗点讲，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小传统就是俗民文化。
这个分析框架适合分析古老文明社会，因为这些社会中，上层文化、经典文化比较突出，与下层文化的距离比较大。
而在文化的早期阶段，大小文化的分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因为一个复杂文明的特色主要是由其大传统决定的。
大传统与小传统分离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阶级的分化、国家权力与统治者的形成、权力管理、神职人员的职业化、文字形成。因此大小传统的分离和国家的诞生通常是同步的。
文化模式
文化人类学有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创造的，她在研究北美印第安部落时，使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作为两种对比性的文化模式。
日神精神是阿波罗的法则，是理智的、逻辑的、道德的；酒神精神是狄奥尼索斯的狂醉，是感性的、狂放的、迷醉的。
日神VS酒神
这个区分简单粗暴，而且人类社会的复杂是不能靠仅仅这两个对比模型可以概括的。
但是这个概念在分析殷商——宗周的气质不同，可谓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夏代相对于商代和周代来说，没有留下文字资料，而且相关考古学证据还有疑惑，对这个朝代精神气质的分析，就属于玄学，不再论述范围。
殷商的文化气质就接近于酒神文化。而周代的文化气质就接近于日神精神。
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离，殷商气质和宗周气质的巨大差异，把三代以及三代之前的远至龙山文化时期，分成三个文化时期，分别是：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
三、巫觋文化
巫，《说文解字》上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和觋本质上没有区别，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巫和巫术的起源
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求取生存，他们在同大自然作斗争时常常感到软弱无力， 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在冥冥之中感觉到在人类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自然的世界， 有 一种神灵和魔力在支配这个世界。
在他们看来， 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神秘莫测， 生活中的得失成败似乎都和某种神力有关， 于是产生了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影响自然力 ，并且借助这种自然力来改变现实生活的想法。
巫术是企图对某些人或某些事物进行施加影响或控制，以实现某些特殊的行为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结果。
颛顼帝的宗教改革
《国语·楚语下》有段记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无有严威。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无相侵渎。”
少皞时期，人人都可占卜，随着社会的日渐复杂，社会整合和秩序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人人可占卜，人言庞杂，社会秩序就难安定，人们无所适从，极为不便。
后来到了颛顼时代，实行宗教改革，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垄断祭祀，只有自己任命的祭司才可以传达神的旨意，危机解除。
而人类学的研究也印证了《国语》这段话并不是先人凭空捏造的，在弗雷泽（《金枝》作者）的研究中：在原始巫术盛行的后期，个体巫术开始逐渐减少， 而公共巫术却日益增多 。
巫术和宗教的区别
弗雷泽（《金枝》的作者）认为，巫术，对待神灵是利用，只要他们掌握了适当的仪式和正确的咒语，就能够控制神灵，让神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而宗教则不然，宗教包括两部分：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喜怒的种种企图。
宗教与巫术有明确的界限，巫术是借助人的力量通神，也就是人来使唤神灵；
而宗教，在神灵面前，人是没有资格使唤的，只有向神祈求，信神而不是差使神。这是宗教和巫术最大的不同。
从巫术发展到宗教
日久天长，对于巫术所固有的谬误和无效的认识，那些更精明的人类察觉出：巫术并不能让他们获得希望的结果，这就引起了一个缓慢而巨大的革命。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没有办法左右某些自然力的。
扎小人就是典型的巫术
这是人类首次对于自己无知和无力的反思，对于这种人类无法掌握的力量，人类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开始从利用到膜拜，这也就是从巫术到原始宗教到转变。
四、祭祀文化
因为夏朝资料到缺乏，从殷商开始。
《墨子·明鬼》记载，先王之书，汤之官醒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尚书》上也有此记载，从这里推断，商代的巫术，表现为以歌舞侍奉神灵。
商汤本身就是全国最大的祭司
问题来了，那时中国的巫，是原始意义上的巫术，还是掺杂着巫术的宗教呢？
根据存世文献的记载，殷商时期的巫，他们专门驱邪、预言、卜卦、造雨，有的巫师善歌舞。
中国那时的巫，比较接近于通古斯语族中的萨满，所谓萨满（Shaman），虽然像所有医士一样治病，像所有巫师一样表演奇迹，此外他也是祭司，诗人。MirceaEliade在《萨满主义》给其下了一个定义：萨满等于狂迷的技术，萨满是神迷入狂的大师。与其他形式的巫术和宗教并存，不会完全占据宗教领域。
萨满
但是那时中国的巫有自己的特点，萨满的本意是狂迷者，中国三代中巫没有狂迷的记载，萨满狂迷表示他们在通天，而根据传说，早在颛顼时代，就没有人能通天了，而主要是祭祀。
总结
从古史数据和人类学理论来看，三代以上，三皇五帝时代的巫觋已比较接近于沟通天地人神的萨满。而夏商三代的巫虽带有上古巫觋的余迹，但已转变为祭祀文化体系中的祭司阶层，其职能也主要为祝祷祠祭神灵，而非巫术。
三代古巫的记载出现在文字产生之后，这时中国文化已经历了原始发育的很长一个过程，神灵的观念早已出现，献祭媚悦神灵的行为已成为文化—宗教的重要形态，原来部落的公共巫师已转变为祭祀文化结构中的一个角色，早期的巫觋文化已经演进为祭祀****文化。
五、礼乐文化
甲骨文中，商朝人称自己是“大邑商”。而后来的周人称自己为“小邦周”，
这一方面是表示周人的谦虚，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曾经强大的殷商，却亡于周族之手。这给周人的刺激呢。
周人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一定会积极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表现出来的就是周公的一系列改革。
殷商的君主已有君权神授的观念，如纣王笃信天命，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周人以小邦战胜了大邦殷商，使得他们对于天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也就是，天命对一朝君王的眷顾不是永久不变的，即所谓“天命靡常”。天命眷顾的久暂与人的行为的道德属性之间有关系的。
殷商是不可捉摸的皇天上帝的意志，西周时上帝或者说天就被由人间社会投射去的人民意志所形塑，上天的意志不再是喜怒无常的，而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
正是在这一信仰的推动下，周公主持了后世称为“制礼作乐”的一系列改革，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1、由神治转为人治
殷商历代王，无论大小事都要占卜，而且花费了大量物资来取悦神。与之相对应，周初提倡“敬德保民而王”的人本主义思想，合法性不再依赖看不见摸不着的宗教权威，而是寻求现实的人间力量，与族权相结合。
2、由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变成嫡长子继承制
商代大部分时间是“兄终弟及”，有仲丁之后的“九世之乱”，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从此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加上以姬姓为主的分封制，确立了以周天子为顶尖的、诸侯、大夫、士依次降低的社会结构，使得宗统与君统合二为一，而周礼就是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衍生出来
3、由先鬼神道先礼
商人对神灵和鬼神是很虔诚的，但是并没有保证商王朝长治久安，周初统治者吸取教训，祭祀中仍然敬重鬼神，但远离鬼神，在祭祀制度中注入了“敬德保民而王”的人文内涵与理性精神。（详见《周礼》）
§总结：由周公思想及西周宗教—政治文化的发展来看，后来在儒家思想中所发展的那些内容，在周公及西周思想中早已开始生长，甚至可以说，西周思想已经为儒家思想提供了若干重要母题，造就了若干基础，提供了若干有规范力的导向。
《尚书》被儒家奉为经典，决不是偶然的，二者间有着内在的承继关联。如果说西周的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崇德贵民”(崇德即敬崇德行，贵民即重视人民的愿望)，西周的宗教文化可以在类型上归结为天民合一的天命观，那么，后来在中国文化历程中体现出来的道德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可以说在此基础上正在逐步形成。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