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毒的杜美琳还在心怀叵测地谋划报复高家，而战局形势的剧变，当局已替她把高家企业搜刮得气息奄奄，所剩无几了。
当年上海的纱布业是市场上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因为它的价格比黄金、股票更稳定，而且涨多跌少，所以搞投机的商人、汪伪军政要员将它作为主要的囤积物资，他们借用银行资本，买进卖出，转眼间从中获利致富。当纱布业成了投机的主要市场后，带动市场物价全面上扬。
但这种情况与日本侵略者采取战时经济政策相违背。他们要确保中国市场的物资为其“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争服务，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巩固的后方。所以反对囤积居奇行为，对汪伪政府施加压力。伪政府在1943年4月发布命令，彻查投机买卖者。商统会下令登记棉纱、棉布存货，未经许可不得移动。并从南京派员来上海调查，结果抓小放大，敷衍了事。可是日方继续严加追究，在6月，由中日双方派出调查官，加强对物资的调查和控制。
这时轴心国战争形势显现危机。1943年5月，整个北非的德国集团军被肃清，意大利军队向英美联军投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节节败退。1943年5月22日，在上海各报上，日方公布“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大将于四月间在飞机上壮烈阵亡”。1943年7月又传来意大利墨索里尼军队溃败，政府发生政变，逮捕墨索里尼，并向同盟军投降。轴心国少了一个铁杆成员，对日军是个沉重的打击。8月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区转入反攻，解放乌克兰。德军此役损失五十多万人，从此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完全丧失战略主动权，无力再发动进攻。
轴心国侵略军的气势江河日下，而同盟军却胜利在望。在这形势下，日本侵略者更加拼命的搜刮各种战略物资、汉奸，权贵就大肆投机捞钱谋划将来、加上市民重物轻币的恐慌心理，上海的物价如脱缰之马，涨势不可收拾。
1943年8月9日，伪政府以抑制物价的名义，强制收购企业、工厂、商店、私人名下所有的棉纱，棉布。他们定出一个远低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格，作为标金，规定付款手续为：一，应付货款之半，分作两期付给，按黄金限价每十两为四万元折算，自收买之日起，满三月付给半数，满一年再付给半数；二，应付货款之另一半，以“中储券”分作三年付清，每隔半年付六分之一。条例又规定，有拒绝收买者，处以一至五年徒刑，处以五万元以下罚金，货物没收。
这一项绝杀的经济政策，是上海一场经济大台风，因为商统会公布的收购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当时市场价龙头细布每匹1325元，棉纱每包4万元，而伪政府收购价龙头细布每匹价格375元，棉纱每包1万元。标金以每十两为4万元计算，而当时的市价为6万元，到年底涨到10万元，到了1944年的年终，每十两黄金涨至80万元。特别是三年付清的远期伪币，等于废纸。所以这项收购政策，名为平抑物价，实为一次大掠夺。
当这一强制收购纱布的政策出笼后，使上海许多经营纱布企业的业主纷纷停工关厂，倒闭破产，损失惨重。一些纱布投机商债台高筑，还有不少人选择自杀。市内许多布店在被强制收买前，实行减价大倾销，甚至在马路上出现许多卖布的地摊。这时市场混乱、人心惶惶，人民生活更为痛苦，艰难。
在这次经济大台风中，葫芦街里的直接受害者是白福根，方阿娥和曹大龙，他们的工作都与纱布行业有关，所以当经济飓风袭来时都被波及而失业。这些升斗小民一旦失业，断了财路，生活就陷入绝境。
寡妇方阿娥失业后，她白天上街做缝穷婆，提个小篮子，坐在商店的屋檐下，一面卖大碗茶，一面为那些没有家室的苦力和穷学生缝补破衣破袜，赚几个烧饼钱。理发师李双喜心疼她，经常弄点破衣破袜去促成她的生意，故意多付给几倍的钱，弄得阿娥十分尴尬。晚上，她还要揹锡箔，苦苦支撑着这个家。
曹大龙是老虎灶水店里的大儿子，“8.13”战事那年，他随父母逃难来葫芦街时才13岁，如今已长成19岁的大小伙子。两年前托人介绍在一家纱厂当倒筒工，虽然工作辛苦，工资微薄，但总算是个正当的职业，他和父母都盼望着这份工作能给他带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好运。谁知来了这项“强购令”，使纱厂关门，他和全厂二百多工人都失了业。大龙父亲虽在日本军工厂工作，日方借口他年龄大，不给涨工资，靠老虎灶卖水又赚不了多少钱，要养活一家五口就很艰难。大龙是个勤劳朴实，肯吃苦的好小伙，他认为自己是长子，应该为家庭分担一些困难，就决定铤而走险，去闯封锁线背米到市区来卖，虽然有生命危险，但巨大的地区差价还是吸引他去冒险。家里劝阻也不听，他伙同厂里几个青年工人，凭着年轻、机灵、有力气，多次闯关成功，居然让他赚了一些钱。
而白福根从4月初商场失业以来，日坐愁城。这大半年，全家靠雪莲从鲍福记解除婚约，警局裁定赔偿费五千元，拿来贴补家用，并支付雪莲和玉莲又读了一年的小学。现在这笔钱快用尽，家中唯一的财产是，去年为宝花杀敌案件，牵连方朝明入狱，雪莲冒险闯76号魔窟救出方朝明，钱万兴听说后，托三宝和兰娣转交给方家、白家各一两黄金，以示慰问。方朝明用这笔钱，为女儿方莹与他早年学生郭浩文结婚，使方先生完成一件天大的心事。而白家在艰难的生活中，把这一两金子当做命根子保留下来，准备做将来防老的资本。所以一家人都知道，不到天塌的大事，就不能动用这笔钱。
白福根天天上街去看招工广告，有极少几次机会都被年轻失业者捷足先登。两个星期后，他不顾一切拦下一个工资又低，工作又艰苦的送煤球苦力活。他咬着牙，拼着命，拉着平板车，车上装着六个铁箩筐。一个铁箩筐就有10斤重，每筐装五十斤煤球，要用人力拉动三百六十斤重量并非易事，特别是要将一铁筐煤送上楼梯，或是再要登高爬上三层阁时，实在是十分的艰难危险。他体态瘦弱，又没充足的食物饱腹，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两周下来，体力严重透支。当他提起一箩筐煤球时，就感到脚颤、手软、心慌。
1943年9月11日，一股强烈的台风，猛袭上海，是一次多年未见的大风灾。那天还是夏末秋初的季节，早晚凉爽，中午酷热。白福根记着今天要送四车煤，而且有几家要送上三层阁，所以在吃早饭时尽量多吃了半碗粥。奶奶给他饭盒里装了四个小面饼和一个咸鸭蛋，一军用水壶冷开水当午饭。老人每天倚门看着瘦骨嶙峋的儿子出门干重活，心痛得如刀割，嘴里不停地念佛，保佑儿子平安归来。
白福根出门时，天上还有淡淡的阳光。他估计是个阴天，不由心里一松，因为这就能少出汗，保持体力，顺利把活干完。当第一车煤送出后，天空慢慢地阴沉下来，并呼呼地刮起了风，好像要下雨的样子。他担心煤球淋了雨不仅分量重，而且用户也生不了火，为了尽快把活干完，抓紧装了第二车。他是个精细的人，怕刮风时拉顶风车要费更大的气力，就提前先把饼和咸蛋吃了，喝了水，带了一块遮雨的油布，只是老板不肯发雨衣，就捡了一顶破草帽上路了。
天空出现一种浑黄的颜色，那风刮得越来越猛，这是一个变天的凶险信号。路上行人步履匆匆，摊贩们都惊慌地在忙着收摊回家。白福根像条干着重活的老牛，车皮带套在瘦削的肩胛骨上，用力顶着风在拉车，每走一步都是十分艰难。
马路前面十几公尺处，警察拦住一个送煤的工人，两人在争论，估计是要收“买路钱”。一言不合，那警察提脚一踹，踢翻平板车，几筐煤球滚了一地，那中年汉子哇哇地大哭起来，不知如何收拾。当时警察收“买路钱”的情况非常多，又没收据，回去老板又不给报销，使送煤工人苦不堪言。白福根怕这警察来找他麻烦，赶快将车拉进一条小街。虽是躲过警察的盘查，但那条铺着石卵的弹街路走得更是吃力。
这时风刮得更大了，天空变成深灰色，许多乌云都飞快地聚集到一处来，苍穹上空变得黑乎乎的一片。街上光线越来越暗，有些商店开亮电灯。那风的呼呼响声也越来越大，有飞沙走石的力量，扫起地上的杂物和灰尘，盘旋在空中使人睁不开眼，张不了嘴。巷子里晾着的衣服、尿布、竹篮、铝锅都被风刮得满天飞。大风把白福根的草帽吹走了，风卷起他的衣襟，一会儿又刮得贴在身上。他现在最害怕的是高空落物，如果商店的招牌、窗玻璃、瓦片、吹落砸在头上，那就没救了！他赶紧要离开这危险地区，就低着头，猫着腰，连吃奶力气都使出来，拼命拉着那沉重的平板车艰难向前。
不多时，风里带着星星点点的雨滴，没走出百步，那雨就像雨帘似的下大了。煤球篓虽盖着油布，也难免进了雨水，而白福根全身都被淋得透湿，这时他在想“还好把那盒饭提前吃了，否则根本拉不动这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