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我们家搬离西神头，是用造纸厂的两辆大马车拉的。父亲是下到了“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朔县的农场是在北旺庄，父亲就是在这里劳动，种庄稼。当时这个农场好像是部队管着，有兵，也有犯人？秋天，我们是到那里捡庄稼，有黑豆、绿豆。捡绿豆我是用小瓶，一颗一颗地捡，捡一小瓶也就二、三两，也能喝上几顿绿豆稀饭。在西神头村我记得我捡了麦穗，母亲就用这做了馒头，是黑面馒头，尽管面粗了些但还是很好吃的，有股子扑鼻的麦子香味儿，香味里又含着甜味儿！用现在的话讲：是全麦粉。
说起绿豆，母亲也舍不得熬稀饭，硬是放呀放呀，直到放着起了虫，才拿它熬稀饭。你喝那稀饭：绿豆是空壳的、锅里漂浮着从这绿豆空壳里跑出的硬壳小虫虫……你还不能说，一说母亲准保骂你！其实母亲不懂得，夏天要存放绿豆得用瓶子，玻璃瓶、塑料瓶都可以，把盖子拧紧了，防止虫子钻进去。
我们家是住到了北街的梁家院。房东老太太是缠着小脚，她养的一头猪没有尾巴，我记得这猪很能吃，肚子大大的，拖着地走；就是不长个儿！
这个院子门是朝东开的，正面是大房子，是座西朝东，看去很气派，房东就住在这屋里。我们家是租了正房，但这正房，很简陋，堂屋大里屋小，和过去在顺城巷住过的房子差不多，只是没有它那么倾斜。里屋的面积也就九平米，睡七口人！（睡觉就要人摞人，挤得要命，我哥大概是受够了这个家，所以早早找了工作，逃离了这个家。）地上的砖都是破碎的，没一块是完整的。家里又有耗子，用了耗子夹逮住几只。第一次住公产房，我记得我们家是养了一只小黄猫，后来是我给它喂苍蝇，把它给吃死啦！——这是过后两年的事。这个屋子有老鼠，我们家也没有养猫。
搬到了城里，在北街北完小上学。我那天上学，读着书，好像这书里的内容我都学过，上了两天发现不对，才知道上错了。于是我就又调了班，该读四年级。
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班上很活跃，只要老师一提问，我就第一个举手。语文、数学的成绩在班上也是前三，可在五年级的时候，一次考试，我的语文是考了不到八十分，我哭了，哭得很伤心，班里的排名也落到了五名以下……打那以后我的学习成绩好像再没有好过……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除了打地道外，也还到地里抗旱，端着脸盆给玉米苗浇水；也还捡粪，就是在路上捡一些大牲口粪便，是为了种地施肥用。到了秋后捡玉米茬子，捡柴火，学校烧火炉用。那时候也时常拉起警报，一次我看到警报响后，一队膘肥体壮的战马在街上奔跑、那骑马的人说声：“卧倒”！那马也就立刻卧倒，说站起就站起，训练得就是好！我们是训练一拉警报就钻地道。说是“苏修”要打我们。我们要备战，时刻准备着。在神头那时候，我们就在神头小山上构筑工事，在山坡上挖出一小平台，用石头围成一个半圆，一个人爬在那儿，手里握着一把用木头做成的步抢向山下瞄准。
在朔县北完小读书的时候，我们常玩骑马打仗的游戏。也就是一个人架着一个人在肩头上。两队下边的人不打，但要做到步子扎实；上边的人交战要做到灵活凶狠。到了秋冬的时候男孩子们天天都玩这个。
在梁家院住一两年我们家就又搬家了。这次搬家是住了一个“公产房”，——也就是国家分给我们的住宅！还是第一次住“公产房”。一看这房心里别说多敞亮了！父亲这时已不再“劳动改造”，而是到了县里供电所。这房子是一排平板房，好像一共是四套房子。每套房子两间。堂屋和里屋，堂屋摆东西，里屋土炕睡觉。房子整洁而宽敞，方方正正的，白白的墙面、高大明亮的玻璃，看着这么漂亮的房子我们都有说不出得喜悦！——这种感觉大概就叫：“幸福”吧？长这么大还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睡觉再也不用那么挤啦！
就在这年，我老大独自一人参加工作走啦！他当时初中只读了半年！在东街招待所的墙上他看到一张招工广告，他就报了名，是灵丘电厂在招工，没几天他打着铺盖卷就出发啦！他参加工作也就十三岁！但看去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又过了两年他参了军，在部队里学会了开车，还学会了开车床！我读初中的时候，老大当兵回来探家。他骑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一身整洁的绿军装，把袖子挽起来，露出里边洁白的衬衫，看去特别的精神！他来学校接我放学，我坐在他崭新的自行车的后边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
在“公产房”住着的那年，我们家的地窖是让人给偷了。窖里放着过冬的土豆都给偷了个精光！地窖是在南边的小房里，小房的背后正是一片野地，小偷从这墙背后打个窟窿进到小房里，下菜窖就把里边的东西偷了去。
这排“公产房”，挨着我们的这家是在公安局上班，人家过年放鞭炮就是用手枪，朝天打，他的那个儿子当时也就三岁，玩手枪，朝天鸣放！——我看去真得很帅气！王家祥，对，他就叫这个名字。他在公安局刑警队是个照相的，骑着三轮摩托车，过后几年他是死于车祸，是开着摩托车撞到了大树上！好像是去案发现场的路上。
我们这排房的后边是个果园，再往东是公安局关押犯人的监狱，还有一个烈士塔也在这后边，是一处院子。在清明的时候我们学生也来这里“扫墓”。监狱的墙高高的，墙的上边是铁丝网，有电没电不知道。
又是两年过去，我们家又搬家啦。这次是父亲调到了“25电站”。 “二五电站”是和朔县电厂在一起的，不过是两个单位：一个是在地上建厂房，一个是在铁道上；一个叫电厂，一个叫电站。家属也是住在一起，就是一个大院，几排房。我们家还是住两间房。在房子前能种地，我和父亲把土地平整好，把土里的石头瓦片都捡了出来，再从公共厕所里掏些大粪出来，可能大多数孩子们没有干过这活儿，我是干了，我不怕臭，穿双雨鞋就跳到茅坑里，脚上踩着臭烘烘的大粪，一锹一锹地往往上撂。啥苦我也吃过，插队时我也抓过粪，给地里上肥。而别的插队青年却不曾有过这种经历。他们也不会去干这种脏活儿的！尽管上了许多大粪但土地里的庄稼还是不怎么肯长。大概是因为土地太瘦了吧？或者没有化肥！地里种些玉米、土豆、茄子、辣椒、西红柿、白菜，还有倭瓜。有了这些家里就用不着买菜！
在这个院里，父亲给我们做过一个“三轮车”，完全是用木头做的。我们玩得很开心，骑一个，后边还能站一个。还有高跷，也是用两根杨树棒做成，踩在上边“嘎噔、嘎噔”地走，不是很高，又是在土地上，也还安全。可在工作以后，过正月十五闹元宵，我学着踩高跷，却是重重地摔了一跤！胳膊也错位了！还好，当时叫来一个懂骨科的师傅才把胳膊揪开接住！
在二五电站时，也认识了住在后排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电厂的子弟，而不是电站，一个是副厂长的儿子，一个他父亲是八级工。这后排也住着个工程师，是个上海人，他们家养着口大白猪，那女人成天和那躺在地上的猪说话，像是养着个宠物。那猪养得膘肥体壮，足足有一百多斤。他们家好像没有孩子。我认识的李国梁好像比我大一岁，他父亲是个技术工人，干到了八级！——在工人里八级工是到达了“天花板”！另一个副厂长的儿子是姓张，他好像还有个弟弟，我们四个人在电厂的围墙外，那一排杨树下“排练”样板戏：《红灯记》，我演李玉和有时也演叛徒王连举，几个人谁想演正面人物，都“菜炖菜”来决定，也就是“剪子石头布”，那时候我家就有一个样板戏台词的小本本，里边的词都背得滚瓜烂熟。三排杨树黄土地，我们几个人每天下午玩得可开心呢！那阶段应该是学校放假。
二五列车电站，那年我记得单位用火车拉来柿子，——冻柿子，我记得是四分钱一斤，我们家分到好多，好像过去不曾吃过这东西，也没见过。——这是我吃到的最甜蜜的食物了！不对，我还吃过蜜枣。是在朔县火车站一列货车上卸下好多、大块的蜜枣，我们一帮孩子就上去掰一块拿回家。这蜜枣好像是做酒用的，是酒厂进的货。
在城里读书，家住朔县胡家窑电厂，距离五里！一天要来回走上两趟，也就是二十里！父亲不常接我们。不过有一次父亲是带着我们回家的，我不知父亲是在县里开会，散会后带我们？还是上班不忙专门骑车来带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不大可能。）父亲骑自行车前边带我妹妹，后边带着我姐姐，我就在后边跑着追，五里路我是跟着车跑着回来的！记得一次大冬天，狂风大雪，顶着风走都看不到路，我是在脸前边顶着一个破草帽！从草帽的破洞里往外看路！说去奇怪，怎么大冬天在脸上捂一顶草帽呢？我也不知，反正我就这样去上学。这大风雪是我在回家的路上。那些年的冬天真得很冷，我脚上的袜子是用毛毡做成的，就是这样也冻得失去了知觉！
是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就搬到了胡家窑电厂，也就是二五电站。夏天跑家，到了冬天中午就带饭，让学校的食堂给热热饭。当时，我们学校中午不能回家的还有几个包钢黏土矿的孩子。看看人家中午饭盒里带着的饭菜，我直流口水！人家是大米烧猪肉！而我呢，是：玉米窝头加咸菜！人家那几个孩子吃得都胖乎乎的，而我呢？别说了，我们家不是人口多，穷嘛！再说，人家包钢黏土矿的粮食供应与我们当地人也是有区别的，人家的细粮供应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而我们当地却是：百分之十五！差了很多！所以人家吃大米白面，我们只能吃些粗粮。
在二五电站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打零工贴补家用，每天是在煤场里捡石头、打碳。我呢，在电站的锅炉，也就是那节车厢的下边捡些没有烧透的碳，带回家用。列车发电，这锅炉下边是漏灰的，有一个手柄，用力一摇，炉灰就漏了下来。要是烧土豆在这里甭说有多美啦！不一会儿就能烧熟。我在“五零电站”上过班，汽机有个排气筒，要是把嫩玉米棒放到里边，一开阀门：“嘭”地一声，玉米就被气浪打到很远的地方，你去捡，这时玉米棒已经熟了！
上初中我们家也是在二五列车电站住，那时候上学是在食堂吃，也不住校，也就是中午吃一顿饭，是用饭票。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个女的，人长得挺漂亮，是教数学的。当时好像是刚结婚。上午第一节课，常常见我们王老师的眼圈是黑黑的，像是熬过眼，又像是哭过！大概夫妻两个不免要打架、吵架。我们学校的薛老师就常常和老婆打架，后来老婆就神经啦！我们班的王老师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是刚当老师，她也很辛苦地教我们。我们这个班干部子弟不少，有师长的女儿、还有县长的女儿，（县长的女儿在我们班长得最胖）也有教育局局长的儿子，（他个子不高，嗓门却异常地洪大；很能说）还有公安局局长的儿子，（这个儿子后来也在公安局上了班，一次用手枪在头上挠痒痒，却不小心扣动了扳机——竟然把自己给毙啦！）还有一个武装部部长的儿子，他的眼睛特别地小，一道缝儿，还爱笑，说话就笑。他有个外号，叫：“小鸡”。因为一次上课，他是带着个小鸡在课堂上，在他书桌的格子里，被老师发现，那以后同学们就都叫他：“小鸡”。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可他也倒用功，可就是成绩上不去。而我们班的张国新，额头大大的，你把《三国》、《水浒》这些书给他，让他读上几页，他把书一合，就能给你讲出来，讲得津津有味，就像说书，你不服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同学，他爱新闻，天天读一张《参考消息》报，国内的、国外的新闻他都知道。每天早上都要给我们讲讲世界上发生的事儿。他很成熟，像个大人似的。他的父亲是个税务局干部。他的名字叫：李勇。也有一个体育特别好的同学，而他不单单是体育好，在班上学习也排第二名；他说话的声音却很娘娘腔。走路也一扭一扭的，像女人的身段。我们在一起读了两年书，没有一个同学见过他到厕所，人们怀疑他：是不是个中性人？他的父亲是县委书记，是个老革命。可这个孩子在班上从不张扬，很踏实地学习，不懂就请教老师；老师也很喜欢他。他长得白白净净的，身段很苗条。他要是个女的，也算特别漂亮的！说话常常是很温柔的样子。我想象不出来，他后来做了检察院的院长，还是那个“娘娘腔”吗？（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王老师常常在同学们都放学以后单独给他补课。不知语文老师是否也给补课？）
我们班的好学生，第一名是张国新，第二名是孙沛祥，第三名李勇。而我呢？大概是在二十名以后吧，全班也就三十多人。学习最赖的也就是学校外边农村的三个孩子，看穿戴也都邋里邋遢，鼻涕常常抹到袖口、胸前，结成了痂，黑亮黑亮的！
我说过张国新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人长得黑不溜秋，脑门儿鼓鼓的、大大的。他的父亲是在修车行，听说是因为贪污而被政府判了刑。父亲坐法院，所以他家生活比较困难，看他的穿戴也很朴素，衣服上也打着补丁，但还算整洁。他的哥哥是高我们一个年级，和我们一个学校，是我们的上一班。那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学校的广告牌上公然写着：“打倒***”，是用英文写的。发生了这件事可了不得！这是个“反革命事件”！于是，全校上下开始查，查笔迹，看是谁写的。这事过了没几天学校很快就查出这个“反革命分子”就是张国新的哥哥，他叫：张国亮。
调查清楚就要逮捕张国亮。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在他家的房上房下院里院外围满了荷枪实弹的公安战士。人人手里都抱着一挺半自动步枪。就这样这个十四岁的张国亮被逮捕！据说，他还给台湾去信，想要一把手枪还有子弹。他要给父亲报仇！要和政府作对！你想吧，他给台湾去信，能发得出去吗？那不是很天真嘛！他是听收音机里台湾广播，也就是听了反动宣传才干出那样的蠢事，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嘛！再说他父亲被判刑，也许是别人诬告，也许确实是自己做了违法的事。
张国亮在班上语文学得不错，文笔也很好。听他班上的人讲，他给全班的人写检查书没一个是重样儿的！这证明了他的文才确实好于一般人！他被判刑了，是“现行反革命”罪，是被判了五年。可想而知，你说他的母亲该怎么活？一家有两个人坐了牢房，先是丈夫，后来又是儿子……
后来我听说，许多年以后弟兄两都考上了大学，头一年考上了，政府没让走，第二年又考，才让走！是在监狱里复习功课，你说厉害不厉害？！我们班的张国新是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又到政法大学做了讲师，又过几年成了系主任！那年他回来找对象，穿着一条高吊腿裤子，鞋是家做的方口鞋，穷得也没有袜子穿。我们班主任王老师给他介绍的对象，见了个面人家也没看上他，再后来他是在北京找个对象成了家。
恢复高考，人家都在考大学，而我呢？我呀，我连高中都没考上还上什么大学！上了两年初中，毕业后再考高中，我的学习很差，我知道我是考不住的，果然也没考上，有点伤心，但也不意外。
我插队的村有一个他父亲是在公社当主任，他在村里就没怎么呆过，而是回家去补习，一边补习一边又给初中代课。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电厂的，长得白白胖胖的，来村插队带着个小木箱，在里边放些饼干。这饼干便被我们撬锁偷了去吃，他父亲是我们电厂医院的院长，这以后他也回家去复习，准备高考。还有一个女的，人长得漂亮极啦！她像古代画上的仙女一般，婀娜多姿，娇媚冷艳，她一来便被我们村下乡干部的儿子给看上了。当然，他的儿子也插队在这村。来了啥也不干就是搞对象。成天和那女的在一个屋里厮混。要高考了，他不让，而是抱着她睡到大天亮，误了考试时间；毁了她的前程！再后来听说，生了孩子，但两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分道扬镳……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下乡干部，那个低矮、四方脸，抄着浓厚的河南口音，每天，天还没亮他就扛着一把铁锹在我们插队院里喊上了：“起床！起床喽——”过了没多久，他人就不见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喊声，大概是回他原单位去了。
老大初中只读了半年就参加了工作，我好歹还读完了初中两年。这年父亲工作又调动，是调到了神头电厂，我就随着父亲来到了神头电厂，打临时工。——看场！当时一期工程刚刚开工，发电机组运来，就放在神头火车站的铁道旁，就地盖了房子，冬天到了怕冻着这发电机，就在里边烧了三个灶台，东、西各一个，一进门这中间又烧一个。我就睡在这里，也吃在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死守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个老头儿和我一起上班，他是王圐圙的农民。他家里常常有事，老是不来。一天保卫科来人查岗，是正、副科长，两人都带着手枪。那天我是锁了门走得远了一些，他们等我回来可是把我给狠狠训了一顿！“要有阶级敌人来破坏，你怎么办？”“给你放把火，或者放个炸弹……恐怕你会被政府枪毙的！”在保卫科长的吓唬下我当时就害怕得哭了！生怕他立刻拔枪就把我给毙了！
王圐圙的老王，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他白天在地里忙，可到了晚上他一定要来的，从家里带来一些吃的，让我吃，我就是不肯。无论什么我都不吃他的。那时自己年龄小，刚踏上社会，什么也不懂！你说，这个时候我又特别想读书学习。从家里找些书在这个没有窗户的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看书看累了，就到屋外沿着铁道走走；要么就在屋里睡大觉。我这叫：“看站。”刚开始在这里工作，不适应，一天到晚耳朵里老是听着这轰隆隆的火车声，这火车一来，惊天动地，就像是从自己身上碾压过去。晚上也睡不着，在这里你安静不了半小时，时不时地有火车从这里经过。货车停的时候，这车头往往都在我这屋子前，老是那么几辆车，老在这里停，时间一长开火车的司机我也认识几个，有时也上火车头上坐坐。火车头工作是三个人，一个是司机，还有一个副司机，我不知司机和副司机是不是替代着开火车？还是副司机专门就是个看道的？反正司炉就是个烧火工，往炉膛里铲煤。
到了夏天，拉水果的货车从屋子前经过，带来阵阵浓郁的香气，比如：香瓜、杏儿。西瓜是没有味道的。看到开火车的司机们下车去要瓜果，我也就去要一些。那年我要了一个大西瓜，足足有十七、八斤呢！一个很大的西瓜。拿回家，母亲舍不得吃，硬是放到八月十五，要吃的时候整个瓜流了汤！坏了！好可惜啊！
我看着的这台机组是七万五机组，是神头电厂的一期工程，是个发电机，有转子和定子。再后来，厂区里的铁道修好，这设备就拉到厂区里的仓库里，那时候我也到村里插队了。后来听说是两个女人看着这设备，在冬天烧炉子失火——发电机被烧！——那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啊！——听说那两个女人当场就被抓了起来……可能烧得不太厉害，没有影响发电。要知道这台机组是咱国家用苹果从国外换回来的，当时我们国家不是没有外汇嘛，或者外汇很少。——神头电厂的一期工程是两台捷克产的七万五机组，当时我们国家做不了这机组，只能是从国外进口。我们家呆过的二五电站、后来的五零电站也都是外国造的，有德国的，也有日本的。那还是人家三十年代的产品，人家都淘汰了我们拿着还当宝贝呢！
在神头火车站，我除了看发电机组，在它之前我也看过火车站运来的水泥、方木圆木，还有耐火砖。水泥有人偷，木头更是有人偷，我就是睡在它上边，到天亮发现还是被偷了不少！一般偷这些东西的人都是些给村里赶大马车的人。那年，停在火车站站台的一辆货车厢就被人撬了！丢了两箱味精！——这可了不得！两箱味精合几千块呢！这事儿是个大案子！车站全体职工总动员，发现线索、找出线索，尽快破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我在站台处转悠，发现地下有不少白色的东西，用舌头一舔，感觉好像是味精，就用纸包了一小包，拿回了家。——就这事儿我无意间跟一个车站的职工说了，他就立刻说给了铁路警察，而铁路警察就立刻找到了我，从我母亲家找出那一小包味精，还把我抓到一个房子里审讯了半天，可把我吓坏了！还好，过几天，那个偷味精的大贼就被抓住了。是个赶大马车的，好几个人呢，因为分赃不均打架打到了大队部，让村长评理。——这才把这事露了！否则我就怎么也说不清！
神头火车站有个干巴老头，你要问他多大岁数啦？他就笑嘻嘻伸出两指头，告诉你：“我活到了毛主席的岁数——八十三啦！”又过一年，他说：“我比毛主席还大一岁呢！”这好，年底刚过，他的小茅屋就着了火，大概因为烧火炉取暖不小心失火，火很大，整个屋子都被烧了个精光！他当然也葬身火海。他大概没有儿女？光棍一条？
在材料科，我也看过场，是棚库，是一个大院。南北都有大门，有大门就有门房，也就是门卫。我就是在这里上班，一个大院，西边是一排库房，而东边是铁道，是火车往这里运东西。有个站台。你说那时候这神头还是个荒原，荒凉得很，一片沙漠，到了冬春季节黄风漫天，遮天蔽日！（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沙尘暴。）更有一次那风大得都把我们门卫房顶上的烟道给吹倒了！就是用砖头垒的冒烟的烟道。——你没听过吧？库房也倒了：当时库房的主梁还没有连到一起，一阵狂风就吹倒了，——像一排积木那样一个挨着一个都倒成了一片！
有工程队的张老汉在他那个工地的小砖房里，他整天的熬茶，是用一个铁皮卷成的长桶子，不是很粗，放到灶火里烧，凉了就烧，烧热了就喝，“呼噜呼噜”地喘着粗气，一边喝一边吹到嘴边的茶叶梗。他喝的是砖茶，——像砖头一样的茶叶！这茶在冷天喝有驱寒、助消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