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集：中晚唐的困局
466-公元763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再，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希望的曙光，但是它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落，灭亡。
467-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42年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即为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安史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成德、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成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
468-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署官吏，截留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行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互相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此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469-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
470-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471-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成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任。本来，节度使之位父死子继已成普遍惯例，李惟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岳的世袭权。李惟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田悦、淄清镇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
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滔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卢龙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
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成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邻道诸兵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激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472-建中四年（783）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泾原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幽州节度使朱泚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473-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
474-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亦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中央与地方的较力依然在继续。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
475-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河朔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痛的刺儿头。在“河朔三镇”中，魏博向来是最为倔强难制的，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
476-元和七年（公元812）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谏年幼，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河朔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477-元和九年（814）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彰义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面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
478-将门出虎子，李愬，正是30年前平定“泾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来回拉锯战，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479-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愬便命令士卒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兵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俘囚作乱，天亮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吴元济仍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480-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对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力量。
481-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诵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一千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482-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横梅、成德、幽州等纷纷归伏。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平灭淄青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483-“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
484-821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485-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压力，则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
486-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教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对及第的牛僧儒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儒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
487-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李德裕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儒、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过来了，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宣宗大中三年（850），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告结束。
488-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黄正建：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队，中央禁军，神策军。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489-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783）泾原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至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唐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490-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491-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掠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控军队，现在，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与宦官，这是唐朝政权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获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492-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
493-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494-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
495-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前往观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军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496-“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
497-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互相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毁灭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498-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有一根导火索引发，这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则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鬻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
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兵。他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役的沉重。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黄巢起义队伍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之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三百年首都长安。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五百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499-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500-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903），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祐元年（904），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30余人，并投尸黄河。
501-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