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我对中国科举冒出了越来越多的想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现在再谈这个问题，或许有人要笑我了，又有什么好谈的呢？一切已经盖棺论定，我们早已经接受了科举扭曲人格和破坏文化的论断。或许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却会发现，现在和过去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
一个有序的社会往往要面对一个根本的问题：如何选拔人才。从中国历史的开端，五帝时期就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等到年老力衰的时候，他就要考虑他的接班人了，那时候国家不大，人口不多，他能听到来自底层的评价，他能够对这些人进行长时间全面的考察，于是尧把帝位传给舜，舜传给大禹。
启建立夏朝以后，国家的统治的方式以家族传承的方式确定下来，到西周发展成一套规范的封建制度，公侯伯子男，差序化，金字塔形的架构。到了群雄逐鹿的时候，这种金字塔形的架构无法满足竞逐的需要，血统的传承无法遗传先祖的卓越才智。没落的贵族开始以“自荐”的方式奔走于诸侯之间，或逞口利，或献计谋。有眼光的贵族开始豢养有一批有能力和才识的人，这些人叫“养士”。孟尝君危难之际，便是凭着这些养士中最不起眼的“鸡鸣狗盗”而化险为夷。
到了汉代，人才的选拔依旧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皇帝下诏地方把有名望的人用公车送到中央，根据才能授予一定的职位，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地方官员在如此宽广地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中没有遗漏。他们只能在他们接触到的范围进行筛查，而皇帝和官员的个人喜好，某些不确定的因素，也使这种筛查缺乏公正，公信。而公正是所有士人的需要，而公信力是整个社会所要求的。那么就应该造成一种资格，一种确定的评价标准，使这种筛查在公正和公信力上无法指摘。因此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便诞生了。由一定的人员划分士人的品阶，根据品阶授予不同的职位。然而这样所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全部掌握在“中正官”手上，于是对智力和能力的考察变成了对门第的品评。上下流通的管道被闭塞了，社会倒退到回秦朝以前，即便不是世袭，但本质却是一样的。
这样的选拔制度必定要走进死胡同，可是，出路在哪呢？人才选拔制度既然要保证公正和公信，那就来一场考试吧。古人多次失败之后，终于确定了天才般的创建了科举制度。它不仅保证了公正和公信。而且动员了全社会所有读过书的人，从这点来说，意义是非凡的。
考试确立了，可是考什么呢？唐代的考试相对于后来的朝代更加活泼，多样。它既考诗，也考文章，也考策论，武则天时期又加了武举和明经，题目和文章都不拘形式，文章也不需要糊名，名字敞亮亮呈现在考官眼前。有些士子还会提前去拜谒考官，或者把自己其他文章事先递上去，以期事前获得考官好感，得到录取。同时唐朝还保留着士人“自荐”和“他荐”的渠道。一些士子通过干谒权贵的方式而获得朝廷的青睐。最有名的是李白通过贺知章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重用。明代冯梦龙把这件事做了艺术加工，写进了他的《三言》里面。
宋代文章需要糊名，也不能写诗了，再后面，糊名也似乎不能保证没有作弊的可能，因为考官能够认出考生的笔记，因此考生把卷子交上去之后，还需要专人照抄一遍送过去。为了堵塞越来越多的漏洞，考试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同样这样一场动员了所有读书人的考试也成了政府思想控制的工具，它限定了考试的范围，只能从几本书中敷义。又因为考官的才力和智识也是有限的，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定了。发展到最后，八股文便出现了。然而无论是限定的范围还是限定的格式都与独特的人格和个性背道而驰。即便是科举考试的优胜者并不一定具有合格的社会管理才能，也无法证明其文学意义上或学识上的相当成就。这种地位与实质的分离为当时的人和后人所诟病。清代名医徐灵胎曾讽刺道：“读书人，最不济，读时文，烂如泥，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首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茫茫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晦气”。
那为什么科举还是在中国牢固不破地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呢？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个稳定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输送的正常渠道。至少引导了读书的风尚，至少让官方思想广泛播散到整个社会，形成整个社会最核心的凝聚力以及保持整个社会精英阶层对国家的向心力。最重要的它有效遏止了阶层固化，从而进一步预防了社会分裂和动荡。就像余秋雨说：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如果说在唐代，士子们多少会有通过干谒权贵，从而受到皇帝关注，来达到朝廷做官的浪漫幻想，那么到了明清，所有的读书人都不会对此“终南捷径”抱有期望。从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归拢到科举这条路上。即使偶有隐士高蹈避世，在他读书的开始也无法避免做官的想法。科举动员了所有的读书人，它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它凝聚了所有读书人和他们背后家庭所有人的人心。即使家庭成员没有读书的人，他们未来的后代仍有读书的可能，因此科举取得了所有人的共识，似乎也没有任何一件别的事能达成这种程度的共识。
在中国的，个人的显达包含了整个家庭的付出，而显达之后对家庭的回馈就成了必要的责任和义务。士人的科举上的竞逐，除了“面壁十年图破壁”之外，也同样包括整个家庭无任的支持，有许多的家庭需要几代人的财富积累才能供养一名读书人所需。渐渐地，这样的方式内化为一种社会共识，一些古村保留着皇帝对含辛菇苦，独自抚养儿子考取功名的母亲旌表牌坊。我也在一些村子的祠堂外面看见过旌表士子功名的旗杆石。士子考取到了功名，还可以赴朝廷为他们举行的琼林宴，鹿鸣宴，可以打马御街，之后还有社会为他们举办的各式的活动，流水价地宴席，晋谒座师，拜访同年。自然是“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这样的荣耀与科举失败两相比对，就显得后者无限的黯淡悲凉。个人的荣辱和整个家庭家庭的捆绑，使得这种悲凉更加难以承受。然而这条路上，跌倒的人往往比“打马御街”的人更多，黯淡盖过了辉煌，无尽的哀叹和哭泣掩过了席宴上的歌笑。于是我们回过头，看到更多的是双眼禽泪，身穿长衫，“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的落第书生禹禹独行在新科状元刚刚欢庆的街道上，皎洁的月光遍照京城，显得他更加黯淡。身上囊空如洗，也无脸回去见望穿秋水的妻子和清苦寡居的母亲，他只能流落京城，含垢忍辱，期盼着下一次折桂蟾宫。
然而我们也不必为科举的失意者给于同情，科举的弊病在于它把个人的人生轨迹两极分化了。中举之前固然能够含垢忍辱，苦打苦熬，打落牙齿和血吞下，一旦中举，内心的野心和欲望的显露，有时令人瞠目结舌。戏剧《秦香莲》里，陈世美考上状元，便把糟糠之妻的秦香莲彻底抛弃。如果陈世美没有考上功名，或许他还能够回到乡下与妻子继续过去的生活。身份的骤升带来的是性格的扭曲，隐忍的越久，社会和周边投来的艳羡和赞誉越多，扭曲的越严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