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六，督导师出门了停一周，好容易睡了一个懒觉。早餐蒸甜酒鸡蛋，洗晒衣服，准备拖地时接到一位来访的信息，今天是她的首访，约好的十点咨询，她九点半就到了，从50公里外的湘乡赶来，可能多留出了一些时间。
这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老师，初中毕业被父母安排作为免费师范生进了湖南理工学院，她本来想读高中，却不敢发声。大四岁的姐姐考上了大学，她如果去读高中读大学，家里经济困难无法支撑，父母如此说，她为了体谅父母也不好说什么。结果两年后父母买了房，她说到这里，流下了眼泪，这之后眼泪就没停下来。原来她的出生就不是父母期待的男孩，奶奶因此对妈妈多有责难，妈妈经常向她倒苦水。从小她就比较内向，对父母言听计从，不敢违抗。人生道路也是父母一手安排，可现在发现教师的工作不适合她。她是典型的I人，希望做不需要太处理人际关系的工作，而教师工作就是与学生打交道的，学生是成长中的复杂个体。村小的三四年级学生中，有好几个顽皮孩子，经常爆粗口，让她感觉被嘲讽被羞辱，这与她自己内在觉得自己不好有关。她内在也同时有非常贬低别人的部分，这让她压抑后有想打学生的冲动和愤怒。
特别是今年出了老师打孩子在网上引发舆情后，当地对教师惩罚学生已严格禁止，对她这样内向隐忍的年轻老师来说，更是焦虑无助。
上午咨询后，去取了快递，是新疆的朋友寄给老公的三箱苹果，和我买的《梦的意义》
下午与Z与父亲的家庭咨询后，在江边读完了晚上读书会讲座的《心灵的母体》第六章内部客体关系。
与L咨询前，去抽空做了弓瑜伽，开启了瑜伽年卡。老师问我袜子为什么不一样，我说经常找不到一样的，只能乱搭了。这个回答让她很意外，以为是故意设计的时尚穿搭。
今天晚上读书的内容很精彩，尤其是这个部分：
P86 咨询的阻抗发生在三种情形下：
1.内部客体关系被两方面的力量积极地防御着：自体部分不愿遭受由于缺乏与客体的联系所致的灭绝风险,而奋力想要将坏客体变成好客体;与此同时，客体部分也在抵挡,由于被转化为新实体(好客体)所致的灭绝。正是这后一种
动机,引发了治疗中常常遭遇的这类时刻，例如,病人祈求地看着治疗师说:“我知道我的做法是自我挫败的,但我不能不这样做,除非我变成另一个人，而这是不可能的。当我看着镜子时,我会认不出自己。”
在与边缘和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工作中,病人对于接受治疗师的解释所感受到的剧烈冲突,常常蕴含着这种形式的阻抗。这种情形中的移情关系，在很多时候涉及到,对下面这类内部客体关系的外化:分析师被体验为内部关系中的自体部分，并且在这种关系中，执意要改变客体部分，不惜付出让病人的这个部分灭绝的代价。例如,一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多年的治疗中,会周期性地陷入精神病性状态,深度退行进入几乎完全失语和木僵的状态,并持续数月之久。这种退行恰恰是发生在病人开始“好转”的时候。“改善”,被病人体验为在字面意义上(literally)“变成治疗师”,这会令他彻底失去自己。
病人在这些时刻显示出的顽固的被动性,是一种潜意识的宣言:治疗师不能引导、引诱、操纵或胁迫病人改变,变成治疗师“希望”或“需要”病人成为的那个人。“好转”意味着被转变成另一个人,不再作为他觉得自己所是的那个人而存在。
解释经常令精神病人或边缘病人体验为,被置于一个可怕的两难处境:去听(在幻想中意味着“摄入”),会令自己处于被变成治疗师的危险之中,而不去听(在幻想中意味着“拒绝摄入”),则被体验为,冒着失去与治疗师仅有的联系,飘荡进入“类外太空”"(outer-space-like)的绝对孤立状态的风险。无论作何选择,病人的存在都会受到威胁。被转变为“好”客体从而失去自己的危险,是内部关系中客体部分所体验到的危险;而失去与内部客体的联系从而变得绝对孤立的危险,则是内部关系中的自体部分所体验到的危险。在内部关系中,自我的客体部分对于被自体部分改变的抵抗，与自体部分试图把坏客体变成好客体的努力,同样重要。
2.与内部客体关系中的自体部分一样,自我中与客体认同的子组织,也体验到对客体关系的需要。客体部分维系对其内部客体依附的方式,常常是通过对自己的客体施加控制(也即对内部关系中的自体部分的控制)。客体部分可能通过对其客体(内部关系中的自体部分)进行奚落、羞辱、威胁、支配或引发内疚等方式,来试图维持与自体部分的联系。当这种联结受到威胁时,例如,当病人与治疗师发展出更为成熟的关系，从而使得原先这种较为原始的内部关系变得不那么必要时,这种试图控制自体部分的努力就会变本加厉。
3.客体部分体验到嫉羡,并将这种感受指向内部客体关系中的自体部分,这构成了另一类可能成为阻抗的基础的内部客体关系。有一种情况并不罕见,我们不时听到病人表达对他人的嫉羡,而对此,我们并不能马上在病人当下的治疗情境中找到意义。例如,一位边缘病人在高频心理治疗进行了四年之后,在近十年内第一次能够回到学校,同时她还能以一种多少令自己感到骄傲的方式与第二任丈夫建立关系。十五年前,当她离开第一任丈夫时,她抛弃了当时处在潜伏期年龄的孩子们。在最近几次治疗会面中,除了谈论她增强了的自我价值感外,她还讲到,自己写了一封极度愤怒的信给她的孩子们。当她谈起这件事时,她说,自己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比她自己的母亲好得多的母亲了(她自己的母亲在她10岁时自杀了)。病人显然体验到了对自己孩子们的强烈嫉羡。从处在与深度抑郁的拒绝的母亲的内部客体关系中的自体的角度来看,嫉羡并不是在病人体验到自尊增强的此刻,我们预期会出现的感受。然而,从客体(病人向她母亲认同的自我子组织)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对自体部分的控制受到自尊增强的威胁,而且它还对自体新近获得的这种体验感到嫉羡。为了维持对自体部分的依附(通过控制),客体部分希望破坏其客体(即自体)的这种幸福感,并把这些好感受据为己有。对客体来说,维持与自体的联结是生死攸关的。来自自体方面依赖减少的信号,将遭到嫉羡的攻击,因为客体(自我的子组织)害怕自己会被抛弃。
Searles(1979)生动地描述了类似的临床材料,其中病人潜意识地以好像自己是多个人的方式运作,其中一个人可能对另一个人感到妒忌。他详细描述了这种内部分裂可能被外化为一种反移情体验,其中治疗师的一部分妒忌自己的另一部分,因为妒忌的部分感到,病人对自己另外的那部分更为满意。
